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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设要跟上依法治国思路和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呈现出从严治党的新常态，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法治建设的“五大体系”之列，将“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六大任务”之一，深刻诠释了党的建设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共生共存的密切关系，凸显了从严治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进一步昭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极端重要性。如何看待这一重大进展？如何看待其中的关系？为此，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 　　治党应当比治国更严 　　领导文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方略，人们更加关注依法治国新常态下的党的建设，我们应怎样看待法治思维在推进党的建设方面的意义？ 　　王长江：这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是依法治国，很多内容涉及的是党的问题。将“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而且在涉及的法规体系中，专有一段谈的是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说明对党的建设的高度重视，说明党的建设正在跟上整个依法治国的思路和步伐，也说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重要性。 　　从严治党的问题，的确应当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从严”，首先针对的是过去治党失之于宽的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长期存在一种误区，总是觉得，如果党内出的问题让老百姓知道了，会影响党的形象，于是，就出现了大量以维护党的形象的名义，对犯错误的党员和越过底线的干部从轻发落的措施和潜规则，乃至于被老百姓说成“刑不上大夫”、“以党内处理代替法律处罚”。我认为，这说明我们还没从过去那种习惯于防止给敌人提供口实的革命党思维中走出来。如果从执政党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实际上事情很清楚，过去老百姓支持共产党是为了取得政权，当家作主，而现在是党大权在握，老百姓就看你用权用得好不好。如果干部用权谋私，出现腐败问题，党员不像党员的样子，整个党的威信就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光遮着盖着有什么用？这些年，党内确实存在着党的高层反复强调的各种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个考验，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这四个危险，实际上还不止这几个。比如说精神懈怠，其实不光是懈怠的问题，有时恐怕是拿着权不作为，严重损害党的公信力的问题。至于腐败问题，更是严重地损害党的形象。这些问题的产生，说到底就是治党不严，在很多方面放松了对党员和干部的要求。作为执政党，对待自己还是要从严。 　　所以，这次十八届四中全会有这样一种治党理念表达得非常好：治党不但也像治国一样要从严，而且还要拿出比治国更严的措施。这也是有理论和实践依据的。党员不仅有普通公民的身份，还有党员身份，是先锋队组织中的一员。这个先锋队是执政团队，执政团队对自己的队员就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你必须服从团队标准，因为你是认同了党提出的目标和要求才加入这个执政团队的。团队有可能给你权力，让你担负一定的职责，与此同时，你就不能不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个人权利递减。当然，从法律的角度说，任何人都不可能让渡自己的全部权利，但部分权利的让渡是可以的。例如在西方，只要进入公务员队伍，你的隐私就相应递减，因为你要掌握的是公权力。我们作为执政党党员，而且是唯一执政党的党员，你的个人权利也一样会发生递减。这个道理在世界上是通行的。 　　领导文萃：您刚才也谈到因党面临的四个考验和四种风险而必须从严治理，以及作为执政党更必须从严治理。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从严治党。问题是，如何能够从根本上从严治理？ 　　王长江：从严治党，最重要的是依法治党。我个人倾向于使用“依法治党”这个概念，认为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党。有的同志说，对党来说只能提依规治党，治党要用党规，党内规矩严格说不是法。我是这样看：依规治党是按照规矩来治党的意思，字面上是从依法治国推论过来，与之相对应的词。但要知道，依法治国并不是按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意思，而是意味着法律的权威至高无上，任何人和组织都得服从法律权威，这才叫法治。否则，光说以法律来治国，那只是法制，而不是法治，两码事。现在用的是法治，是法律至高无上的意思。从这个角度上说，依规治党没有表达出相应的内容。依法治党，同样不是说用法律来治党，而是指法律至高无上，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削弱党的领导。恰恰相反，党的领导在每个环节都起作用。只不过，第一，在法律没有形成之前，党领导老百姓制定法律。第二，法律一旦制定完成，我们党也和老百姓一样受法律约束，而且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监督法律的实施，都是党带头的意思，不是超越法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