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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决策需要政治传播的正能量 　　摘要：为研究应急决策中政治传播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影响，通过案例和情景分析，对政治传播的现状、问题和途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应急决策是危机管理的核心和关键；信息传播的管理，尤其是政治传播，对应急决策至关重要；危机中的政治传播是为了说服公众、引导舆论，化解矛盾，在本质上是一种论证的技能。因此，应注重话语体系和修辞模式的重建，不仅要让人“听得到”，更需要让人“听得进”；政府与媒体应积极争取话语权，说明真情、表明态度，努力争取公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不管是互信还是他信，都要立足于公信。 　　关键词：政治传播；应急决策；危机管理；正能量；新媒体；社会转型；应急处置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14 　　当代中国面临着经济转轨、体制转换、社会转型等多重压力，社会矛盾层现迭出，公共危机事件易发多发。一旦发生公共危机事件，如何及时、果断、科学处置，已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严峻挑战。 　　2014年3月1日，云南昆明火车站突发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以下简称“3.01”事件），致29人死亡，140余人受伤。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做出重要指示，要求依法从严惩处暴恐分子，坚决将其嚣张气焰打下去，并指派有关领导和部门同志连夜赶赴云南指导处置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快速响应、联动协调，仅仅四十多个小时就抓捕了其余逃窜的暴徒。同时，媒体及时跟进，披露真相，谴责暴行，形成同仇敌忾、严惩暴恐，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强大声势。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果断决策，充分体现了应急决策是危机管理的核心和关键。公开透明的信息和政治传播的正面引导，使公众及时了解事态发展，最大限度消除了事件的负面影响，凝聚了全社会确保人民安全、国家稳定的共识，不仅有力、有序、有效地处置“3.01”事件，而且增强了各级部门的忧患意识，强化了预警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的能力。 　　一、应急决策与政治传播的内涵应急决策，是指决策主体在公共危机紧急状态下所作出的快速决断[1]，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危机事件处置的成败。应急决策与常规决策的约束条件、目标取向、决策模式、实施效果有所不同，对于担负危机处理主要责任的决策者来说，这是一道考验政治、意志、胆识、智慧、能力的综合测试题。 　　政治传播是指政治行为主体以达到特定目的和效果为价值取向，以符号和媒介为途径，使政治信息得以流动的过程[2]。它的基本方式包括政治说服、政治修辞、政治沟通[3]。 　　“3.01”事件的果断有力处置，是应急决策与政治传播良性互动的案例。事件刚一发生，网络媒体就发布昆明火车站发生暴力伤人事件的信息，随后各大媒体报道了警方击毙暴徒4人、抓获1人，对其余暴徒实施围捕的情况。媒体的及时报道引起了受众的高度关注，纷纷对受害者表示哀悼和同情，完全赞同党和政府严厉打击各种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一事件的处置，表现出刚成立的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公共危机事件处理的不同寻常表现和应急能力的提升。 　　一般来说，危机信息传播中普遍存在6个问题：主观上不愿意说，行动上不主动说，时间上不及时说，内容上不真实说，态度上不端正说，有关领导不让说。不说，意味着把有限的时间、空间、话语权让渡给了不明就里的网民和群众。这时负面舆论出现指数式扩散。这种现象来源于社会学里的“社会濡染现象”或“阀门效应”，以及传播学中的“舆论绑架效应”，不当言论和负面舆论“先入为主”，正面声音就淹没在负面的“口水”之中。 　　二、新媒体对政治传播的新要求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3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占总网民总数的81.00%。其中，博客和个人空间网民数量为4.01亿，微博网民规模为3.31亿，社交网站网民规模为2.88亿。除去重合的部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中国人经常在网上发声，他们构成“网络舆论”的民意基础。即时通信作为第一大上网应用，网民规模持续上升；电子商务类应用保持快速发展；电子邮件、网络论坛等传统互联网应用的使用率有所走低。据统计，中国39岁以下的网民占81.10%，20～29岁的占31.20%，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41.40%，月收入2 000元以下和无收入的占53.40%[4]。这个结构表明，中国网民较年轻、文化参差不齐、低收入和无收入人群占多数，网民情绪不稳定，很容易跟着流言走，被网络炒作所裹挟。 　　20世纪4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发现，大量信息经活跃分子中转或过滤，形成价值判断，再传递给大众，这些活跃分子就是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是活跃舆论场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还有网络推手，主要分类3类[5]：一是个人推手，其实就是意见领袖，包括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