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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执行视阈下中国社会整合研究 　　摘 要：社会整合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中国当前社会整合滞后于社会分化，从公共政策执行角度分析，主要在于政策执行的公平性缺失影响社会的利益整合，公正性缺失影响社会的价值整合，合法性缺失影响社会的制度整合。推进社会整合的公共政策执行选择可以从科学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几个方面来进行。 　　关键词：社会整合；公共政策执行；社会分化；利益整合 　　中图分类号：D63-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1-0004-04 　　 　　 19世纪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最早使用了整合概念，时至今日，中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整合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探讨。社会整合的力度与强度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公共行政体系维持其平稳运转的重要基础，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整合机制将严重影响社会与国家的正常运行。社会整合机制主要包括利益整合、制度整合与价值整合，而这些配套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就是相关公共政策是否能够有效执行。因此，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角度探讨中国如何更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其必要性。 　　一、中国社会整合模式的变迁 　　社会整合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实践中更表现出其过程性和状态性的特点。“社会整合指将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各要素联系到一起，使它们一体化。”[1]263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是动态的，其中的要素更非固化的。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差异，社会整合的模式必然随之改变，有所不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物资匮乏、传统社会组织崩溃。如何在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政权，解决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因此，以国家权力为基础、行政命令型的社会整合模式成为必然的选择。这种社会动员模式一直持续到改革之前，在此期间中国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就业机会）及信息资源。以这种垄断为基础，国家对几乎全部的社会生活实行着严格而全面的控制。同时，对任何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要么予以抑制，要么使之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可以说，到50年代中后期，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已不复存在。[2]这种行政命令型的社会整合模式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初期，由革命化的土地制度变革开始，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农村社会政社合一的高度整合。在城市里，社会主义改造使几乎全部的城市经济组织都被纳入到行政管理系统。国家通过“单位制”，使各级单位取代了基层行政组织的功能，成为政府行政机构的延伸，是国家直接行政管理的基本环节。[3] 　　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整合模式简化了社会结构，同时也压抑了异质和矛盾。然而，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不可能被长期束缚的。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打开了社会活动的空间，也使行政命令型的社会整合模式开始受到强烈的冲击，日益暴露出它无法同时兼顾社会动力与社会秩序的弊端。在城市，随着国家对社会控制的放权与社会结构中新元素的出现，政府――单位的社会结构整合能力逐渐减弱。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政社合一的整合方式彻底走进了历史，村民自治成为中国基层的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后，行政命令型的社会整合模式逐步转变为民主契约型的整合模式。民主契约型整合模式的基础是国家、社会、市场权责边界明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国家放权，社会独立，市场机制健全，各自在其轨道上既相互独立又紧密合作地有序运行。民主契约型整合模式的特点是，依托于市场经济，缔约主体具有平等性与独立性，双方是对等自由的，以互惠互利为导向来增加社会的凝聚力，强化民主，推进社会整合。 　　民主契约型的整合模式是中国社会整合模式的发展方向，而这种整合范式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的，转型成功与否取决于旧的整合要素能否被合理地扬弃，新生要素能否被社会体系接纳，所以在实践中存在行政命令型社会整合与民主契约型并存的局面：行政命令型的整合方式在很多社会领域依然发挥作用，民主契约型的整合方式只在部分领域发挥功能，但同时还存在一些社会领域，国家已经退出，但是却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民主契约整合难以实现，进而出现了社会整合的真空地带。 　　二、当前社会整合滞后于社会分化的公共政策执行解析 　　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内生现象，有正外部效应也有负外部效应。社会分化将瓦解原有的不能适应发展的经济交换规则和社会交换规则，推动新的规则与制度的建立。社会分化带来社会地位的重新排列，为原有社会形成新生力量，推动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因此，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