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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大中华经济体任督二脉 　　上世纪末，香港与澳门先后结束殖民统治，回归大中华母体，并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成为特别行政区，而海峡两岸则放下政治对峙与意识形态分歧，走向合作，这些历史重大转变，无疑为中国走向世界创造更有利条件。 　　面对着内外经济与金融秩序巨大变化的历史关键时刻，大中华经济应如何结合不同形势，利用发展股票市场，一方面打通资本供需经脉，另一方面又能为本身的产业升级，优化竞争，这是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及澳门之间金融市场应该把握的时机。 　　中国大陆股票市场的发展虽然较英美等地晚个多两个世纪，但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却因开埠不久引入股票市场体制，逐步打通了资本供需经脉，令其经济得以生机勃发地成长起来，甚至成为亚洲地区最先走上金融现代化的地方。若深入一点看，则不难发现，经过一个半世纪发展，香港股票市场及金融体系，已建立起健全的公共金融及公共债务管理、稳定货币安排、多种类银行业务、可有效管理国际金融关系和健全高效的证券市场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具备的优势。同时香港社会稳定、私有产权获得充分保障、政治体制及司法传统与主导今天环球金融秩序的英格鲁撒逊 （AngloSaxon） 一致、资本进出自由和法制健全等。这些对于国家 （或企业） 利用香港集资、举债，均可事半功倍，而香港股债并举，也可谓因利成便，对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海外投资实裨益极大。 　　政治暂且不论，经济、金融体系“一国两制”创新安排，使得大中华经济在加入波谲云诡的国际金融环境下参加竞争中“进可攻、退可守”。所谓“进可攻”，是指大中华经济可利用香港公开透明的外向型金融平台，向海外拓展业务、引入投资及吸取技术时，可以减少国际社会的阻力、猜忌及不信任。而“退可守”，则是指当遇国际经济及金融环境逆转时，其冲击可以局限于香港一地，内地及台湾经济及金融体系则可保持相对稳定，不受外围环境的太大影响。 　　从另一角度看，由于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中国内地某些不便公开的对外金融政策，如果利用香港金融机构负责执行或落实时，明显较具弹性，亦较为灵活。举例说，中国的主权基金或国营企业，在海外对企业或资源收购时，如果直接进行，很多时较易引起外界的疑虑，甚至会被政治化。但是如果以香港上市企业的地位进行，往往较易让人接受，从而可减少敌对势力或竞争对手的诸多留难或无理攻击。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香港的金融市场虽然拥有不少优势，但同时仍有不少未曾开拓的市场空间，其中的债券市场及离岸人民币市场便是其一，与内地及台湾股市互补长短，则更能发挥优势。过往，受历史及客观条件所限，香港的债券及外汇市场并不及股市与融资发达。然而，由于目前国家利用香港“一国两制”下的金融市场发行国债或推行人民币改革方面倚重有加，这方面的市场空间又显露出来了。 　　说得更具体一点，由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力量日强，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及人民交往日频，人民币在亚洲区 （即离岸人民币） 的使用及流通日广。若然大中华经济体的四地货币 （即人民币、新台币、港币及澳门元） 可以挂钩在一起，不但经济体内货币的兑换或交易成本，以及汇兑风险等均可以大幅降低，其作为区域货币的角色和地位，也将会获得更大提升。这种货币联盟安排，不但有利深化大中华区的经贸往来，同时也对彼此间的金融发展极为重要。 　　基于此，笔者认为，当前的大中华经济体应该寻求金融制度上的突破，藉以打通大中华经济体发展上的任督二脉─融资平台 （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及货币一体化 （联盟），为两岸四地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动力。这个金融合作平台，则是指上海、台湾及香港的金融市场，携手合作构建“海湾港”金融联网，没提及深圳是因为笔者相信深港之间应该组成双核心城市，两地股市应合二为一。 　　“海湾港”金融联网是三地金融市场尤其证券交易所携手合作的一种安排，其核心所在是三地金融体制及市场仍然维持各自独立的运作，各有专注，也各有市场定位和面向，但却可在某个层面或位置上，建立共同的运作平台。例如建立一个“大中华企业板”，让某些具备相当特质的企业 （例如在三地均有发展业务），可在这个企业板上市集资、进行买卖。较简单直接的运作机制，可从三地签订类似“谅解备忘”（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的合作协议入手，然后成立联合管理局，采取同一套的企业上市审批程序、市场运作机制、会计制度、交易时间，以及监管规章等。 若然大中华经济体的四地货币可以挂钩在一起，其作为区域货币的角色和地位，也将获得更大提升 　　由于市场运作机制统一，大家处于同一时区，在大中华企业板挂牌的企业，其股份可同时享有在另外两个交易所挂牌的资格，但相关企业须在其它两个交易所同时设立地区股东名册，而股权又可在各地区之间自由转移，并可在三地同步买卖，用本地货币交易结算，而报价划一。换言之，在大中华企业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