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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思考 　　[摘要]2015年4月，年仅13岁的智障孩子王志强正在河南省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宣告死亡，新闻照片显示他死时极度消瘦，外形酷似“干尸”。在人权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路有冻死骨”，已经成为社会无法容忍的事情。然而我国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制度却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问题便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流浪乞讨人员 社会救助权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4-0034-02 　　一、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权 　　（一）社会救助权的法律地位 　　杨思斌教授认为：“社会救助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是公民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要求国家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标准向其提供保证其最低社会需求的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的权利。”在我看来，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权以国家权威作为保障，即国家必须有积极作为进行救助，社会救助权才会从法律的规定走进现实生活中。 　　（二）社会救助权法律化的作用 　　（1）将社会救助权作为法定权利，其就有了制度上的保护，通过国家制度确认的法律权利相对社会权利来说更加稳定。当受救助者的利益得到保护变成权利时，这种保护是一种“权益”，不再是一种恩赐或施舍。 　　（2）权利和义务是一对综合体，法律义务得到履行，法律权利才能够得到保护，否则没有讨论的价值。目前很多国家都已经将社会救助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写入宪章当中，从宪法学角度分析，全体公民是社会救助权的权利主体，政府和社会是责任和义务主体。 　　（三）我国流浪乞讨人员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立法不足，现行有关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的国家层面立法只有2003年《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只是简单取消了我国的流浪乞讨收容遣送制度，从立法的规定及救助站的实例得出，救助站提供的毕竟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我国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现状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二、我国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现状 　　（一）救助对象群体身份来源复杂 　　我国著名学者张千帆曾这样描述过我国流浪乞讨人员的现状：“经济改革刚开始， 中国农村就突显出地少人多的问题……有些乞丐甚至结成团伙从事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从上述论述中可以了解到流浪乞讨人员的身份来源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划分以下类型： 　　1.生存型：即因自然灾害或者参与市场流动遭遇突发情况所引起的生活窘迫的落难者。暂时丧失收入来源，迫不得已通过乞讨来换取生存，当有了机会，会追求体面的生活。 　　2.职业型：即生活在温饱线上下的人群，通过流浪乞讨谋求生活，甚至作为致富手段。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骗助者”群体，仅河南信阳救助站每年遇到的就超过200人。此类人员多数好逸恶劳，专门以流浪乞讨为收入来源。 　　3.团伙型：此类人员为了获取不法利益，组织流浪乞讨人员构成团伙，其操控的流浪乞讨人员大部分为残疾人及未成年人。此类群体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有很大影响，不仅是对普通人的同情心造成打击，同时极大伤害了被教唆的乞讨者，尤其是未成年乞讨者的身心健康。 　　（二）救助链条不顺畅 　　实际操作过程中，社会救助制度必须具有完备、系统的救助体系。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国流浪乞讨救助对象常常被区分为“民政的人”“公安的人”“卫生的人”，存在着部门之间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甚至出现“三不收”人员，即医院不收、家里不收、社会福利机构也不收的情况。追究其根本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目前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部门繁杂，且各部门有各自的规定，最终导致救助主体不明确，救助链条不顺畅。 　　（三）救助规定五花八门 　　（1）中央救助规定不能满足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流浪乞讨在各地所表现的情况不同，因而乞讨及其产生的相关问题也不同。中央立法不应该完全代替地方做出这种价值判断。 　　（2）地方文件规定不仅与上位法不服，更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 　　第一，地方规章与上位法矛盾。典型的例子是南京市政府出台的《救助意见》中明确规定：“求助人身上有明显伤痕，本人拒绝说明情况的，不属于救助对象的人员范围。”但在《救助办法》中，此种情况仍属于救助范围之内，与《意见》将其列为终止救助的条件相违背。可见，《办法》的规定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衔接不够。 　　第二，同一地区的文件规定也出现相互抵触的现象。例如有关流浪乞讨人员中的精神病人救治，2005年出台的《河南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救助管理规定》规定：流浪乞讨人员中的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和传染病人的救治明确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同级民政部门或救助站应当予以协助。而在2014年《关于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原则上，一般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