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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长期存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若干问题 　　【摘要】本文针对“迷思论”和“杞人忧天论”，揭示了我国长期存在的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客观事实；阐述了衡量投资率是否过高、消费率是否过低的理论标准；据此历数了高投资率、低消费率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指出了上述观点并不是源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源自古典的和现代的西方经济学；分析了上述观点反映了当前我国某些特殊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 　　【关键词】“迷思论”和“杞人忧天论”；客观事实；衡量的理论标准；严重后果；理论根源；社会根源 　　【中图分类号】F048/F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1―0086―14 　　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建国后60多年的实践和经验总结，我国学界的许多学者都认同：尽管这期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由于长期存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当然还要加上其他原因），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经济效益低下、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和人民生活提高不快等方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当前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与此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中最典型的要算是以下两种说法：一是认为中国消费不足论是迷思（本文将其简称为“迷思论”）[1]；二是认为我国投资率过高的看法是杞人忧天（本文将其简称为“杞人忧天论”）[2]。这两种说法虽有区别，但有一个共同点：中国不存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因而不必为其担忧。 　　本文之所以将这一些典型说法提出来讨论，主要是因为这是关系到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关系到如何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本文对上述观点提出商榷意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包括提出上述观点的学者）。 　　二、建国后长期存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客观事实 　　纵观新中国建立后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历史，可以清楚看到这样一个总的特点：投资率由略有偏高走向过高，再进一步走向过高；与此相对应，消费率由略有偏低走向过低，再进一步走向过低。下列数据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1.作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1953-1957年，其年均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为24.7%和75.6%，基本合适，前者略有偏高，后者略有偏低。 　　2.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强化时期的1958-1978年，其年均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为30.6%和68.9%，前者走向过高，后者走向过低。 　　3.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1979-2011年①，其年均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为38.6%和59.5%，前者进一步走向过高，后者进一步走向过低。 　　这些数据表明：第一个时期的年均投资率和消费率只比1952年分别上升了2.5个百分点和下降了3.3个百分点；第二个时期年均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比第一个时期上升了5.9个百分点和下降了6.7个百分点；第三个时期年均投资率和消费率又分别以更大幅度比第二个时期上升了8个百分点和下降了9.4个百分点。② 　　如果再考虑到以下三个情况，还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上述的总特点。第一，第一、二、三个时期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分别依次为-0.3，-0.5和1.9。前两个时期都是负值（即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逆差），第三个时期为正值（即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顺差）。前两个时期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逆差部分主要是由于多进口了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是用于投资的。所以，这个负值主要应从该时期投资部分中减去。这样，这两个时期的年均投资率就要减少，而第三个时期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顺差部分，是由于多出口了货物和服务，而不论这些货物和服务的实物形态是投资品还是消费品，就其价值形态来说，大部分都要用于国内投资的。这样，第三个时期的年均投资率就要增加。第二，第一、二、三个时期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增加在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依次为64.7%和35.3%，78.6%和21.4%以及87.4%和12.6%。这些数据表明：第二个时期实际形成的固定资本在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占比比第一个时期要大13.9个百分点；第三个时期又比第二个时期大8.8个百分点。第三，第一、二、三个时期年均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在最终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分别依次为83.2%和16.8%，82.9%和17.1%以及76.2%和23.8%。可见，第二个时期居民消费支出在最终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比第一个时期要少0.3个百分点，而第三个时期比第二个时期又少6.7个百分点。因此，如果看到这三种情况，那么我国长期存在投资率（特别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投资率中的占比）过高和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支出在消费率中的占比）过低的情况还更为严重。③ 　　但这还只是从投资率和消费率本身的变化大小来说明我国长期存在投资率过高和消费率过低。当然，从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