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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思考 　　[摘要]新一轮国学复兴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在此情况下加强国学教育恰是推进大学语文教学改革难得的历史机遇。大学语文教学与国学教育接轨，适当采取国学教育的思维、设计和方法，为大学语文教学注入新的活力，进而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不仅有利于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有利于世界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关键词]大学语文　国学教育　接轨　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09)05―006―04 　　[作者简介]骆兵，江西财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国学热奔涌而来，这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笔者认为，高等学校加强国学教育是推进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完成大学语文教学使命难得的历史机遇。大学语文教学与国学教育接轨，适当采取国学教育的思维、设计和方法，可以在提高大学语文教学质量、促进大学生对范文认知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进而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 　　 　　一、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之渊源考述 　　 　　大学语文与国学有着不解之缘，存在着高等教育的内在逻辑联系和教学内容的传承交叉关系。 　　从高等教育的内在逻辑联系来看，古代国学亦是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在历史上，古代的“国学”指中央各专门大学。《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校”、“痒”、“序”是小学，亦谓之乡学； “学”是大学，属于高等教育，亦谓之国学。据信史记载，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始有系统学校制度产生。此时，中央有太学，地方有学、校、痒、序。太学即大学，亦即国学。魏、晋、南北朝、隋代基本延续汉代学校制度。其中，西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南北朝时，或设国子学，或设太学，或二者同设。北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这是国子学由大学变成教育管理机关的标志。隋文帝以国子寺统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隋炀帝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唐代，中央直接设立的大学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皆是国学，皆隶属于国子监。宋代，中央设立大学性质的学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同样皆是国学，均归国子监管辖。元代，中央设立的大学有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和汉学国子学，各有所辖的国子监。明代，中央大学初名国子学，后改名国子监。国子监有京师国于监和南京国子监两所，兼具国家教育管理机关与国子学性质。清代，中央大学是国子监，国子监具有中央大学和教育部双重职能。1840年以后，社会变迁促使新教育制度产生。戊戌变法期间及此后，随着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的完成，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为代表，包括高等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在内的新大学制度正式确立。清政府于1905年设学部，统辖大学，国子监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京师大学堂等高等学校从传统国学转型为近代高等学府。辛亥革命以后，现代大学制度基本上由此损益增删而成。 　　随着传统学校制度向近代学校制度转型，近现代的“国学”内涵发生了质变，即从“中央各专门大学”转变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这种转变发生于晚清，通常又称为第一次国学复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开疑古风气之先河，是对传统儒学全面重新估定和重新构建的先导。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与康有为密切合作，形成一股思想潮流。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等对传统诸子之学进行了全局性的重新估定和诠释，兼及佛学，成为晚清国粹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第二次复兴称为“国故”思潮，主要发生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与发扬了康有为、章太炎等对传统文化学术重新估定的事业，并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新文学取代传统古文辞及诗词曲赋，使上述重估、重构的影响急速扩大。民国初年，新教育制度形成，尊孔读经在正规学校教育中被明令禁止。但是，在思想界、文化界和学术界，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等大力提倡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以复兴和光大儒学为己任，对儒学作了新的诠释。20世纪4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学术致力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发扬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与响应，并且成为此后中国人民对待传统文化学术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基本行动纲领。第三次国学复兴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方兴未艾，“国学”即指“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亦获得普遍认可。 　　近现代国学内涵尽管发生了质变，但仍保留着“中央各专门大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二者内在的必然逻辑联系，即通过大学的高等教育传承和弘扬中国固有之传统文化学术。 　　从教学内容的传承交叉关系来看，大学语文包含国学内容是大学语文题中应有之义，大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