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属构成受贿罪共犯几个问题.docVIP

关于家属构成受贿罪共犯几个问题 　　刑法第385条规定的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限于国家工作人员。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在受贿时为了达到规避法律、逃避处罚的目的，将身份可替代性的“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转移给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家属，人为割裂“收受他人财物”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之间的关系，进而达到掩盖其“权钱交易”的实质。而不同个案中家属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差异，是否一概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拟就家属是否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何种情况下家属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以及家属几种特殊行为的认定等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一、家属是否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受贿现象比较普遍，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共同受贿。而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是否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一直存在争议。全国人大《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而修订后的《刑法》第385条却删除了有关受贿共犯的规定。据此，有人认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家属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刑法理论上看，一般都认为非身份犯可以构成身份犯的共犯。从立法上看，非身份者也可以构成身份犯的共犯。如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关于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的，以受贿罪的共犯处。这里的特定关系人当然包括家属。 　　笔者认为，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伙同受贿的，可以构成受贿罪共犯。理由一：普通人员可与特殊主体共同构成特殊主体构成的犯罪。从刑法理论上讲，普通人员不能单独构成特殊主体才能构成的犯罪。但共同犯罪与单独犯罪是有区别的。共同犯罪中，普通人员可与特殊主体互相配合，共同完成特殊主体单独才能构成的犯罪。理由二：根据共同犯罪的理论，两人以上在主观上有共同的故意，在客观上有共同的行为，共同故意与共同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即构成共同犯罪。共同犯罪并不要求两人均为特殊主体或一般主体。理由三：根据刑法总则指导并适用于分则的原则，在分则条款对某项具体犯罪共同犯罪没有作特殊规定情况下，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具有法定效力与适用性。修订刑法规定了许多特殊主体犯罪，但并未对这类行为共同犯罪作出具体规定，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普通主体可以成为这些犯罪的共犯。 　　二、认定家属构成受贿的共犯应区别对待 　　非身份者与身份者共同受贿的情况比较复杂，非身份者与身份者共同受贿主要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而且非身份者一般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构成，应与一般共同犯罪的构成有所不同。因此，不能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只要收受了贿赂一概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司法实践中认定家属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时，应当区别对待，严格掌握。 　　家属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共犯，根据双方相互勾结的状况，可能构成受贿罪的实行犯、帮助犯和教唆犯。家属作为实行犯，主要表现为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由家属收受他人财物，家属直接实施了受贿罪的实行行为。家属作为帮助犯，主要表现为用各种方法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创造必要的便利条件，如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商议收受贿赂，传递有关请托事项的信息，沟通关系并收受财物，帮助国家工作人员向行贿人索取贿赂等。家属作为教唆犯，主要表现在诱导、劝说、催促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在家属的教唆下产生了受贿犯罪的故意，并实施了受贿行为。 　　虽然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但是这种共犯的构成在司法实践中是有一定条件的，必须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家属与该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取决于他们勾结的状况和受贿故意的思想贯通情况。只有那些在受贿犯罪中起重要的教唆、帮助作用，情节较严重的家属，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家属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作受贿共犯处理：（1）家属积极鼓动、怂恿、唆使甚至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2）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商议策划、积极配合，为实现受贿创造条件的；（3）家属先收受或索要财物后，再要求或逼迫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