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摇篮》杂志校园诗歌发展初探.docVIP

新时期以来《摇篮》杂志校园诗歌发展初探 　　内容摘要：本文以华中师范大学《摇篮》杂志所刊的大学生校园诗歌为研究对象，将新时期以来校园诗歌的发展分为进取期、低谷期、回暖期，并简要论述了每个时期的诗歌发展状况。 　　关键词：新时期 校园诗歌 《摇篮》杂志 　　“诗歌创作，对于大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情感表达方式，一种文学参与途径，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培养大学深厚的艺术氛围与人文传统，提升大学生审美品格与文化修养层次，具有重要的意义。”[1]由此看来大学生校园诗歌无疑是校园文学发展的标尺。 　　摇篮文学社是华中师范大学唯一的校级文学社团，同时也是武汉众高校中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文学社团之一。1981年，摇篮文学社的前身《摇篮》杂志创刊，1995年，《摇篮》杂志与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诗社、桂子山杂文社、桂子山写作协会等三大文学社团合并重组，成立摇篮文学社。至今，摇篮文学社已在浩瀚的文学烟海中击水三十余载，在武汉地区大学生校园诗歌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欣欣向荣的进取期 　　70年代末“文革”结束之后（当代文学史通常称为“新时期”），诗界出现了反思、重新审视诗歌观念和规范性要求的潮流，在诗歌写作上出现多钟诗歌向度的变革和实验。[2]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学校园里诗歌创作氛围浓厚，华中师范大学的《摇篮》杂志也由此应运而生。第一期到第二十三期的《摇篮》杂志均保持着16开、80页、封面套色的统一格式。这段时期，在《摇篮》杂志中诗歌占据了很大的分量，平均比例达到近48%。“长歌短吟”是当时诗歌栏目的名称，这时的诗歌大多是描写友情、亲情，歌颂新的生活，也不避讳对“文革”的反思，抒发了当时青年学生的远大理想以及对新生活的向往。 　　著名作家、诗人易建新，在1984年12月《摇篮》第十期上发表了《我向大漠摇响驼铃――一位自愿到边疆去的校友的诗》，呈现出八十年代初大学生的普遍状态： 　　我向大漠摇响驼铃/马头琴为我伴奏和声/苦诉相思/我的驼铃声敲碎万年冰川/所有的荒沙与盐碱地定将撤退/我用真挚的清音/呼唤每一片春意的萌动/密绒绒的毡包与盛情开朗的笑脸/云集/我向吃惯羊羔子肉的剽悍牧民/申请一条金色的套马杆/我挑起大漠的晨曦/抖落大漠的黄昏/而那暗夜中荧荧的篝火/是我永不熄灭的眼睛 　　这首诗表现出大学生在新的时代里意气风发，渴望为祖国奉献汗水的精神，展现出了昂扬向上的理想主义。虽然视角偏于狭窄，创作技巧也比较幼稚，但那种充盈的天真和青春的热情已渗透到字里行间。 　　八十年代中后期，诗歌已经成为了校园文学的主流，《摇篮》也于17期推出了诗歌散文专辑。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的魏天无老师，曾在1988年4月《摇篮》第十七期上发表过《断指》一诗： 　　……琵琶多于饭甄的南方城/措大多于鲫鱼的南方城/柳门下走出多少携柳的诗人/老校长/不是虔诚的拜佛的香客/却总也不肯搬出那座香火绵延的文庙/银杏在窗户之外/三支笔在银杏之外/生命/在历史之外/临窗临着那浮游于江湖之上的/矫若惊龙的古城/老校长/您用凋谢的右手托起那柄/金黄金黄的银杏叶/断指便默默颤抖着/如您的唇/想说什么/嗫嚅着/说什么呢 　　诗歌明显受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影响。当年的大学生往往从自身经历出发，从政治、社会和人际关系否定文革，谴责有余，反思不足，充满浓重的迷惘和伤感情绪。本诗则以悲剧的艺术力量呈现出文革的不堪，反映出大学生勇于面对现实、反映现实的创作态度。 　　二.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迷失冲撞的低谷期 　　进入90年代后，社会转型加剧，并最终促使了文化转型。以广告为运作基础、以提供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大众文化传媒日益取代了以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化的影响力，人文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3]大学生校园诗歌创作热潮也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来临而向沉默的边缘滑落。 　　90年代中期，身处大学象牙塔的《摇篮》面临危机，屡次推迟出刊，1996年停刊，经过几年挣扎，才于1999年复刊。在此期间出版的第二十四期到第三十九期《摇篮》为16开，14至64页不定，封面也变为黑白二色，不复八十年代的格式统一、内容多彩。从《摇篮》第二十八期的手记看，《摇篮》推迟出刊，除了经费紧缺，还有稿源不足的问题。随后几期《摇篮》的页数越来越少，第三十二期只有26页，第三十五期甚至只有14页，每个栏目的稿件数量只有两到三篇。除开稿件总数陡然下降，诗歌的平均比重也跌至不到21%。第三十八期的诗歌专辑中竟然没有原创诗歌，仅刊登了海子等一些著名诗人的诗歌。 　　这个时代对文学的颓靡和心灰意冷，可用《摇篮》1996年5月第二十六期，吴海燕的《古典之逝》来概括： 　　是谁从浮萍断梗的湖上飘过/飘进了苍白如荷的弦月/零雨轻且蒙/纤弱的油纸伞/再也撑不起一曲哀江南的小令/从此/江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