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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鼓励青年积极性讨论 　　编者按：本刊第十三期发表了“为什么打击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和“要积极诱导青年前进”两篇文章，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进行了批评。现在将狄超白同志的“关于发挥青年积极性的讨论”来稿在本期刊出。 　　我们认为：对批评有不同的意见，是可以提出讨论的。可惜的是，狄超白同志这篇文章，只是一般地论述了向科学进军中发生的几个问题，这些道理除了若干地方还需要研究之外，一般也是对的。但是：今天的问题是：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与青年所争论的问题，和他们所采取的办法，远比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要复杂的多。他们在实践中并没有按着文章中的论点办事，而经济研究所的青年也并没有违背这些论点，那么，究竟是青年还是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犯了错误，应该纠谁的偏，最好是让事实来说话。 　　本期同时发表了经济研究所几个青年同志的来稿，读者们可以从中看到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所持的观点和他们实际上对待青年的态度。 　　第十三期“中国青年”刊登一篇批评我们在领导青年团学习向科学进军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或缺点的文章。无疑的，不论在日常研究工作中，或在这次领导学．习中，缺点是存在的。我们过去对青年的工作和学习都抓得不够紧，具体指导较少，缺少检查总结，使青年不能及时巩固收获和改正缺点等等。这次向科学进军的学习，有一部份青年对于从工作中培养和从书本中培养的相互关系产生了思想认识上的矛盾，由于这个矛盾未能得到恰当而及时的解决，并加上我们领导方法上的一些缺点，问题就突出了。 　　报纸杂志揭发错误和缺点，可以推动改进能够改进的错误和缺点，即使不能一时改进的也可以把问题暴露出来，有助于以后的解决。因此批评的效果在我们这个制度下一般的总是良好的，我们应该对批评采取欢迎的态度。曹炎同志所指出的，例如说我们过去的工作中就存在着一些缺点，这次领导学习对青年的错误指责过严等，都是我们应该接受批评而改正的。但也有些是不合乎事实，并且她未能把这一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揭发出来，所以还不能使读者在这篇文章中看到问题的实质和解决问题的道路，并且由于这个矛盾带有普遍性，我们愿意在这里补充和论述一下，这也许是向科学进军中“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 　　关于“路线”问题 　　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中心是什么呢？是团结老、青科学家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了什么目的而赶上呢？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幸福。谁去团结老、青科学家呢？党通过党员团员去团结。因此党团员科学工作者就担负双重的任务：首要的任务是要代表党去团结科学家，同时又要在虚心向老科学家学习、共同做好研究工作中提高自己。 　　全国在学习讨论向科学进军的时期，老、青科学家的热情都很高，这种积极性是良好开端，领导的责任是在正确的方针方法之下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同时防止偏差，及时的纠正一些缺点。目前至少有一些青年同志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他们题为在最短期内争取副博士，就是青年们向科学进军的道路，如何争取副博士呢？中国没有经验，就得向苏联学习。在“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上曾经刊登过关于苏联学位制度的一些文章，这些介绍是不够全面的，没有指出研究生所必须具备的政治条件和业务条件，对副博士的考试只是说要写论文和进行论文答辩，没有说明论文的性质、作用，这种制度曾经产生过什么缺点等等。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副博士必读的经典著作书目，份量很大，政治经济学专业要读二百余种经典著作和报告决议，将近六百万字。这样就使得许多青年产生这样一种认 　　识：书要看那么多，文章要写得那么长（苏联规定社会科学副傅士论文不得少于七万字），怎能有时间做工作呢？有一些青年底思想感情就不自觉的逐渐离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转注于读经典著作和学位制度去了。于是，工作与学习，工作与向科学进军，就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矛盾。 　　苏联过去的学位制度有其成功的方面，但也产生一些缺点，前两年苏联已经开始指出许多学位论文缺乏实际内容，有为学位而学位的倾向。在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遭到更多的批评。当然，也有很多学位论文是有价值的，是密切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但经过我们不全面的介绍，学位制度就变成主要是读书和写论文的制度，就被理解为依据于个人志愿的赶考制度。假如真是这样的制度，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副博士来呢？很有可能是教条主义的或者只具备一定书本知识而缺乏研究能力的副博士，这样就可能在培养科学干部方面犯路线性的错误。有此现象，就必须敲起警钟，使我们在向科学进军之初，引起科学界教育界的警惕、注意和深入讨论。 　　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合理的重视个人利益，把一切个人利益都说成是个人主义是不正确的。但个人利益是在按劳取酬的原则下取得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荣誉制度是人民对有特出劳动贡献的个人的一种鼓励。因此，我们应该告诉我国青年，荣誉（当然包括学位）必须在对科学研究作出贡献以后才能取得，而我国的科学研究又是以服务于国家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