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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谡之错理性分析 　　在讲课文《失街亭》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马谡在敌大军压境的时候主动请命，勇挑重担；在排兵布阵上依兵法办事，有根有据。他到底错在哪里？”学生的言下之意是要老师比较透彻地揭示马谡失败的原因，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要比较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课后这个问也引起了我的思考。街亭的失守，马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败笔，这是勿庸置疑的。马谡到底错在哪里，负有多大的责任，以及对后世有哪些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是为了解答学生的提问，同时也便于今后更好地工作。下面我把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表达出来与同行们探讨。 　　我认为马谡犯的错误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错误在兵法运用上。马谡“自幼熟读兵书”，却称不上是“颇知兵法”。《孙子?虚实篇》上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兵法是死的，可人是活的，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兵法运用自然也应当是不拘一格，高明的指挥员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若夫离法而合法”。即能根据敌情、我情的不同，灵活机动，出奇制胜，这正是用兵之道的精髓。而马谡没有领会这条基本原则，只知道依教科书的条条框框来排兵布阵，指挥作战。其实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而“天时”、“地利”、“人和”是作战指挥员必须要考虑的三个因素，尤其以“人和”最为重要，它可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可能实现以少胜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一二件特殊的武器，而是“人”。我们不妨拿历史上同样是需要“置于死地而后生”但结果完全相反的“巨鹿之战”来作一番比较。 　　在那场秦末战争中，对阵双方是秦军（主帅章邯）与楚军（主帅项羽）。秦军是由骊山修造陵墓的役卒武装起来的。虽然人数众多，军队的凝聚力并不强大；楚军则不同，此前范增曾说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这句话概括了战国时期所积累下来的楚国民众对秦的深刻仇恨，秦末的暴政更加深了天下百姓对秦朝的仇恨，再加上战前项羽破釜沉舟，全军上下团结一致，抱定必死的决心奔赴战场，因此战斗打响时楚军把多年积累起来的仇恨一起发泄出来，个个奋不顾身，英勇杀敌，以一当十。秦军虽挟连胜之威，粮草充足，以逸待劳，也难以抵挡个个舍生忘死的楚军。秦军大败，正是这一仗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楚军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大获全胜，这是与占据了“人和”这个要素是分不开的。 　　历史发展到三国时期，形势就大不相同了。蜀魏之争的本质是一场两个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之间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战争，没有谁是谁非之别，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虽然蜀汉扛着“宗统”的大旗，贯彻“民本”思想，注重收买人心，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但是曹魏集团在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任用人才上不讲究等级出身，“唯才是举”，经济上实行兵、民“屯田”制度，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百姓安居乐业。特别是经过东汉末年长期的战乱，百姓最渴望的是和平安定，谁能让他们活命，谁能让他们有饭吃，他们就跟谁走，不存在一定要跟谁卖命的问题，象汉中这样的双方拉锯争夺的地区，百姓更讲究实惠。课文开头交待的“孟达之死”就反映了老百姓的这种愿望。在这种条件下，马谡将军队置于兵法上讲的“死地”以期出现士兵奋不顾身、以一当十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蜀汉之兵不同于当年的楚军，它没有坚定的军心支持，不占有“人和”。当大敌当前之时，蜀兵贪生怕死，畏缩不前，看到突围无望，便下山投敌，最终全军不战自溃。蜀军的这种表现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是老百姓爱惜生命，渴望和平的心理反映。马谡知兵法，却不知道根据实际情况来运用兵法理论，这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二，战前，马谡与王平意见不统一，导致将帅不和，各行其是，还担心王平来抢功夺利，这进一步失去了“人心”。在兵力部署上，放弃有实战经验的王平“就此五路总口下寨；却令军士伐木为栅，以图久计”的正确意见不用，布兵于山上，自陷于绝境，尽失“地利”，在“天时”上谈不上谁更占优势。再看马谡的对手，一个是老奸巨滑、非等闲之辈的司马懿，另一个是曹魏“五虎上将”之一的久经沙场、富有作战经验的张?A。马谡却是初出茅庐，连一次单独作战的经验都没有，对自己的军事素养又过于自信，以至“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只知照搬兵书上的教条，不知战争胜负的规律。惨败的结局，合情合理。 　　第二个错误在于心理上。马谡在这场战争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骄狂自负――隐然自卑――幡然自悔。一开始马谡自恃“自幼熟读兵书，颇知战法”，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总感觉别人矮他三分。此前他给孔明连献“攻心计” “反间计”收服叛乱的南蛮、离间魏国的君臣，都已奏效，孔明对他刮目相看，使他由自信急剧膨胀为自负，急于表现自己 “过人的才智”。因而战前显得狂傲自负，街亭之战打响前，马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