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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廷堪以礼代理礼学思想研究 　　内容提要：“礼”在清代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清儒对礼的讨论，明清之际多研究国家制度层面的礼制问题，其后渐集中在社会礼俗，以及伦理关系的实践问题上。文章就凌廷堪对《礼经》的释例析辨，以明其礼学思想的内涵，借以彰显清代实学思想的学术特色，除阐述其生平著作及思想形成的背景外，分别从“理”、“礼”之辩，及学礼复性、制礼节性说明礼之实践及通经致用的实现，并在结论中针对其礼学思想内涵作一扼要省思。 　　关键词：以礼代理　礼实理虚 学礼复性　制礼节性 　　中图分类号：B2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1-63-66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想，至乾嘉之际的阮元、凌廷堪而臻于极致。其中心思想是：以“礼”之实，破除“理”之虚，提出“以礼代理”说。《礼经释例》一书为其对礼经研究的代表著作，梁启超誉为礼学“登峰造极”之作。凌廷堪兼具徽州理学和乾嘉考据学，尤其是礼学的双重学术背景，他不但是当时集礼学大成的礼学大师，更是率先提出“以礼代理”主张，直接向程朱理学挑战，并建立了一套礼学思想以取代理学思想的思想体系，此举掀起乾嘉学术界舍理言礼的学术风尚，更带动了晚清的重礼思想。 　　 　　一、凌廷堪的儒家型性格 　　 　　凌廷堪为清代乾嘉之际的经学家，字次仲或仲子。乾隆进士，曾任宁国府教授。为学崇慕江永、戴震之学，擅长于考辨，博学多识，毕生究心于经史。凌廷堪精于礼学，为清儒所推戴，江藩云：“次仲，学贯天人，博综丘索，继本朝大儒顾、胡之后，集惠、戴之成，精于《三礼》，专治十七篇，……岂非一代之礼宗乎!”(《校礼堂文集?序》) 　　(一)对“理学”的抨击 　　清代实学对理学的批判，较具代表者分别有清初的毛奇龄，乾嘉之际的戴东原和凌廷堪，凌廷堪虽然对其前辈有所推崇，但仍嫌其未为精核，曾批评道：“固陵毛氏出，抨击诋诃，不遗余力，而矫枉过正，武断尚多，未能尽合古训。”(《校礼堂文集》卷33《与胡敬中书》)又云：“故于先生之实学，诠列如右，而义理固先生晚年极精之旨，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校礼堂文集》卷35《戴东原事略状书》)一则称赞戴东原的考据之功，但是对戴东原的义理思想却不以为然，由此看出凌廷堪对义理之学的反对。事实上，凌廷堪对“理学”的反对，与明末清初的前辈所反对程朱理学的立场，迥然有异。 　　凌廷堪采取一种经验实证论的立场抨击“理”的可怀疑性，以为“理”是没有客观检验是非曲直的标准，孰是孰非的义理是无法验证而得到真理的。因而他主张唯有从具体的“实事”以代替“虚理”，方可获得真理。他将“真理”的标准奠基在两个条件上：一是实事，二是社会效能。凌廷堪进一步以为自三代来相沿不变的经验事实，就是礼治和礼教。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都是圣人所制定的行为规范，是最具体的事实，“礼”不但可经验，更是可被检验的，社会的功效唯有透过礼的检验方可达至。因此，他明确指出：求诸礼，乃可以复性也。(《校礼堂文集》卷4《复礼上》) 　　(二)《礼经释例》的儒学特征 　　凌廷堪提倡“礼学”，其实是对当时乾嘉考据学过度繁琐治学的一种反诘。考据学者只关注在经书上的文字训诂小学，对于经世致用毫无可言，纯粹只作学术而已，未能对社会国家发生实际的有用功效，有愧于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因而凌廷堪以身作则，从“讲礼”、“习礼”做起，发起对“礼学”的研究热潮，重燃清初儒者“经世致用”的职志。他本着徽学对礼学的钟情，深于三礼之学的研究传统，潜心钻研礼经，一生用力集中在阐释《仪礼》条例的《礼经释例》一书之上。凌廷堪有感于礼治教化社会的重要和殷切，故而从疏解礼经传注、归纳条例等考证着手，借抽丝剥茧的考证努力，使艰涩难读的礼经重新为大众所认识理解，使各种礼仪制度从理论到实践皆能落实到现实社会中，以实现礼教社会风俗淳美的理想。 　　 　　二、凌廷堪“以礼代理”思想的内涵 　　 　　凌廷堪从事于《礼经》的研究，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礼学思想。《复礼》上、中、下三篇，系统阐述礼的缘起、价值等问题，建构礼学的理论纲领，同时在《好恶说》上、下篇及《慎独格物说》中论述人性观，及对《大学》、《中庸》的慎独和格物的修养功夫提出新解。 　　(一)“理”、“礼”之辨――以礼代理说 　　凌廷堪集礼学之大成，而提出“以礼代理”的学术口号，是为其礼学思想的核心，强调凡“理”皆虚，唯“礼”最实的主张。虽然凌廷堪为戴东原的私淑弟子，继承其师反理学的治学态度，然而师徒二人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角度迥异。戴东原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较偏重于从哲理、政治的方面批判之；凌廷堪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却在思想的渊源上要划清和程朱理学的界限。他甚至以为戴东原在批判程朱理的态度上不够彻底，明昧不分。 　　揭露程朱理学所言理事、言体用，皆是援释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