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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与马克思关于城乡对立转化机制比较 　　摘要：从城乡对立的表现、产生原因及转化机制三个方面对刘易斯和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进行比较。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立场，其二者关于城乡对立转化机制的主要分歧在于刘易斯不仅忽视了农业发展的意义，也没有认识到生产力背后生产关系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以不争的历史事实检验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深邃的洞察力和强劲的解释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关键词：城乡关系；城镇化；马克思；刘易斯；城市经济；二元经济结构；社会基本矛盾；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2-0018-05 　　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多次将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称为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新世纪以来，城镇化问题日益引起学界、政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2011年城镇化率已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是也暴露出诸如发展速度波动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三农”问题凸显等现实问题。如何推动中国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不同理论间的争论与交锋持续升温。因二元经济结构的精辟阐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刘易斯的相关理论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部分学者如蔡?P[1]、王德文[2]认为刘易斯的理论为分析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城镇化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热烈讨论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也有学者如温铁军[3]、刘美平[4]等指出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并不能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现实问题。正确认识并客观评价一个理论，采用不同理论间比较的方式具有独特的优势。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以唯物史观的深邃视角探究城乡对立的起源和转化问题，对所有城乡关系问题的研究而言都是一座无法绕过的丰碑。马克思和刘易斯，虽然都将城乡关系的演进过程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但是他们理论本质和研究目的迥异，对城乡对立表现、产生原因与转化动力机制的分析既有一定的共性又存在较大分歧。通过二者的比较和甄别，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指导思想的独特优势。 　　一、刘易斯关于实现城乡对立转化的城市经济发展论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认为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以城市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为代表的“维持生计”部门[5]，即经典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他认为城乡二元对立的特征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第一，城乡工资收入的差异。“资本主义工资和维持生存的收入之间的差额通常是30%左右。”[6]第二，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维持生计部门相对于资本主义部门而言，“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7]。第三，城乡资本积累使用的区别。“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8]“资本主义部门”将资本积累投入再生产过程，“维持生计部门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这种经济中不适用在生产性资本的那一部分。”[9]作者举例，发展中国家的地主阶级将资本积累用于奢侈型消费[10]，而没有将其投入再生产环节。 　　刘易斯对城乡在收入、劳动生产率和剩余使用方面差别的假设或描述，仅为现象层次城乡对立的表现。在此基础上，刘易斯按照以下逻辑分析了城乡对立产生的原因和机制。首先，他指出城乡对立的状况仅存在于发展中的某些国家[11]。接着，刘易斯抛出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会存在城乡对立，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和自然资源相对于人口而言是稀缺的，劳动力供过于求，即所谓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12]。在此之后，他继续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资本稀缺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态。刘易斯的解释是，由于资本主义部门具有扩大再生产的特性，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部门过小，维持生计部门过大[13]，导致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不足，进而引起城乡对立现象发生。由此可以看出，刘易斯认为造成城乡对立的核心原因在于资本积累的使用上，即资本积累如果不能够用于扩大再生产，导致城市部门过小，就会造成城乡对立的问题。“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14]刘易斯所提到的通过资本积累进而扩大再生产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学者更明确指出刘易斯拐点理论描述的现象“其实质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分析过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15]套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刘易斯对城乡对立原因的分析仅是从生产力发展层面出发的。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用于扩大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