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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与完善 　　[摘 要]刑事非法证据的采信问题，随着近年来对保障人权的重视而逐渐被司法界所关注。本文比较了西方资本主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两大类型国家在设置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区别，叙述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和不足，提出了完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 　　[关键词]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英美法系 大陆法系 保障人权 　　作者简介：王德军（1975-），男，汉族，福建省厦门市人，法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在职研究生班学员，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时间可以追溯到1914年的美国。美国学者施乐辛格认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法律实施官员（通常指警察）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被排除或者导致证据不可采的证据规则。[1]（p160）美国彼得?G?伦斯特洛姆认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由法院所确立的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禁止采用通过违宪搜查或扣押而获得的材料的证据规则”，它是“为了实现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规定而设计的”。[2](p163) 　　我们认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材料，而致使证据不合法，依法应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的一项证据规则。 　　 　　二、英美法系国家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 　　（一）美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 　　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Weeks v. U.S.案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案件开启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大门，为美国全面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奠定了坚实的判例基础。此后发展到1961年美国Mapp v. Ohio案的审结，美国确立了从联邦法院到各州法院都必须适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美国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初，是从切实保护公民宪法性权利出发，对包括毒树之果（fruits of the poisionous tree）在内的非法证据一律排除。随着犯罪率的提高，许多犯罪嫌疑人利用排除规则进行规避，从而逃脱惩罚，因此引发了美国各界人士的普遍不满，改革排除规则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个背景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得不对排除规则创设了若干例外，如稀释的例外、善意的例外、反驳的例外、私人搜查的例外、最终必然发现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和大陪审团审理案件的例外等。 　　（二）英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 　　英国是英美法系的发源地，普通法上有一个来源于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即取得证据的方式并不影响证据的可采性。这一基本原则被吸收到英国的刑事诉讼中，成为刑事诉讼模式的基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中一个主要功能是限制警察权力的滥用。早期的英国警察权力很弱小，以至于丹宁勋爵呼吁立法应赋予警察更多更大的权力。从20世纪开始，英国快速扩张了警察权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随之出现。与美国严格的排除规则制度相比较，英国的排除规则更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违法的严重程度和排除非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和发现实体真实的影响等，由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即所谓自由裁量的排除法则（judicial discretion to exclusion）。对于毒树之果，英国采用与美国的“砍树弃果”原则不同的“砍树食果”原则，即对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中取得资料进而取得的其他证据，只要具备相关性和其他条件，就可以被采纳为定案的根据。简言之，毒树被排除，毒果被采用。 　　 　　三、大陆法系国家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 　　德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割据状态，社会极其不稳定，人民的生命、财产无法得到有力的法律保障。因此德国非常注重国家本位主义，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在这个背景下，德国建立了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它认为侦查是国家追诉机关的单方面行为，主导和指挥侦查的检察官是代表国家的中立的组织机构，它会全面收集有罪和无罪两方面的证据。在对待惩罚犯罪、追求实体真实与保障人权、注重程序正义的问题上，德国主流观点倾向利益权衡说，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赋予法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在个案审理中根据具体的违法取证程度、被告人罪行的轻重等各方面进行比较，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因此，德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不彻底性。由于其他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传统与德国相似，它们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德国的规定非常接近，因此不再赘述。 　　 　　四、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和不足 　　（一）立法现状 　　对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在立法上是持肯定的态度，在宪法、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相关的国际条约中，都有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 　　1．宪法 　　《宪法》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