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越南黎圣宗时期民族意识.docVIP

初探越南黎圣宗时期的民族意识 　　摘 要：后黎朝圣宗时期是越南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黎圣宗对内颁布一系列的政令、追溯族源、建构民族主流历史；对外征战占城、老挝、盆蛮等国家，努力构建“亚宗藩体系”。圣宗通过这些措施，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发展，使黎圣宗时期发展成为越南古代历史上民族意识最特殊的时期。 　　关键词：越南；黎圣宗；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K33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6-0085-02 　　1428年（明宣宗宣德三年），黎利统一安南，建立后黎朝。后黎朝是在风起云涌的抗击明朝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因此，恢复独立后的安南，民族意识分外高涨。作为黎太祖谋臣曾在《平吴大诰》中把黎利视为解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族英雄”。由于明朝对越南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直接管辖，并施以同化政策，后黎更以儒教立国，使安南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越南在儒学化的过程中加入了本土因素，注入了爱国主义内容。两种思想因素的相互交融，使得后黎立国之初的民族意识极为浓烈。在这种氛围中即位的黎圣宗又是一位深受越南化儒家思想熏陶的帝王，于是欲仿效明朝建立一个由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并以此来谋求与明朝相为平等的地位，并对周边地区宣扬国威便成为其政治愿望。后黎圣宗时期为越南封建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越南古代民族意识发展较为特殊和浓烈的时期，对越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就黎圣宗时期的民族意识作以简要探讨。 　　公元1428年，黎利建立后黎朝。经过后黎前几代帝王的经营，安南社会经济逐步稳定并继续向前发展。安南自10世纪建立大越国后，就接受了中国的儒家学说，此后儒学在越南的发展虽有波折，但尚未中断。永乐年间，明朝在越南重新恢复统治，加速了越南的儒学发展。及至黎朝建国之时，流行于越南地区的儒学流派主要是宋明理学，它“富于思辨性，体系严整，论证细密，将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提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来认识，是强化封建专制制度的最为有力的武器，因而受到后黎朝统治者的欢迎。”[1]347所以，在立国之初，黎利便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以儒家学说中的道理，作为朝廷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但是，儒学在越南化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本土因素，这其中最为特殊的便是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及爱国卫国意识。 　　社会的存在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特定的意识形态可以加强民族凝聚力。后黎是在反明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建国后的民族意识极为浓烈，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荣誉感是天然的思想凝聚剂。而在传统的东方社会，唯一有能力去建构或是保持一个特殊意识形态的只有强大的中央王权。公元1460年，后黎朝第四代皇帝黎圣宗（先后以光顺和洪德为年号）即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在继续学习模仿明朝制度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地彰显本民族的政治独立，谋求建立儒家歌颂的尧舜禹式的太平盛世。 　　圣宗对于彰显本民族独立意识，首先从解决国家祖源问题开始。越南从陈朝开始效仿中国修史，陈太宗任命黎文休为史官编修《大越史记》，这是越南第一部官方正史，记载了从赵佗至李昭皇近千年的历史。虽然史书中字里行间刻意强调越南的独立性，但是，族源问题并没有解决。为此，黎圣宗首先对民间叙事资源进行发掘和利用，即“诏求野史及家人所藏古今传记，悉令奏进，以备参考。”洪德初年，《雄图十八叶圣王玉谱古传》作为第一部专门记载雄王的纪传体文本出现。而后，后黎圣宗开始编修国家正史。洪德十年，黎圣宗命“令史官修撰吴士连撰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2]706在这部史书中，明确将“鸿庞纪”列入正史外纪第一卷，而且确定鸿庞氏的起止时间为“起壬戌至癸卯，凡两千六百二十二年”，从而为越南确定了开国时间，使安南有了更加久远的起点。而且明确雄王为国家始祖，“凡十八世，皆号雄王”。选择谁作为始祖，又怎样逐渐塑造始祖形象，这体现了整个民族的集体理性。雄王形象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根据传说，择取传说中人物形成的。后黎选择雄王作为统一始祖，一是因为民间素有崇拜雄王的习惯，雄王在民间传说中比较流行。二是黄帝是传说中中华华夏族的祖先，而炎帝与黄帝同为华夏族的祖先，雄王作为神农氏炎帝的子孙，可以确定了安南一族也是华夏的一支，从族源上与华夏民族平等，进而提高了安南的民族地位。 　　《雄图十八叶圣王玉谱古传》和《大越史记全书》的编纂，使雄王开始以开国祖先的身份出现于民族的主流历史之中，为国家对本民族起始时间和族源的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权威的历史解读与印证。后黎圣宗朝把作为神农氏之后的雄王建构为安南民族之祖先，还体现出安南一族同为华夏正统之后，并非夷族，以此来谋求与中国交往的平等地位。正如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的序和表中所言：“大越居五岭之南，乃天限南北也。其始祖出于神农氏之后，乃天启真主也。所以能与北朝各帝一方焉。”[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