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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历史博物馆时期展览研究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北平重新更名为北京，并确定为首都。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历史博物馆随之改名为“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1950年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颁发“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印信；1951年3月，文化部文物局明确指示历史博物馆为“中国历史性质的博物馆”；6月21日，文物局下发文件《所报你馆启用新印日期及印模准予备查由》，“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 　　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业务工作，其他方面如社教、宣传、研究等均需围绕展览来制定相应的计划和落实相关的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馆藏品日渐丰富，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展陈体系也开始逐步确立。20世纪50年代初，博物馆就曾对展览业务提出过三方面的要求：（1）“中国通史陈列”自原始社会起至“五四运动”止，其陈列内容应该正确地反映中国历史的发展；（2）中国物质文化的专题陈列，如历代服饰、生产工具、交通工具以及科学发明等都分别地予以科学的系统的陈列而表现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3）临时性发掘展览，主要与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或其他有关机关共同举办，以宣传伟大祖国的文化灿烂和昌明（这三个方面的任务构成了当时的展陈体系。参见《北京历史博物馆改进草案》，195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经过充分的论证和研究，本着“把祖国的历史形象化”的理念，历史博物馆首先筹备并推出“中国社会发展史展览”。经过数年的实践与积累，结合当时所具备的条件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展览的目标通过建立正常历史分段而逐渐落实下来，具体内容依次分为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和近代史。 　　一、“中国通史陈列”的筹备与实践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变化，中共中央号召在全党开展一次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运动，社会发展史学习即是这次学习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北京历史博物馆，也为了积极配合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开始策划举办“中国社会发展史展览”，并于1950年春开辟东朝房21间为陈列室，筹备“原始社会陈列”。根据规划，北京历史博物馆拟依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理论，借助考古学上的实物，以布景箱、模型、绘画配合实物等方式，来体现“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的精神，使观众能得到远古祖先在原始社会的生产斗争中如何克服自然、用劳动创造出世界的具体认识。这样的陈列方法，在当时的中国尚属创举。 　　北京历史博物馆为使“原始社会陈列”筹备得更为充分，便开始进行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首先制定出陈列的总体方针：必须确定方向，以符合工农兵的需要；必须作重点表现，以突出核心思想；贯彻劳动创造文化的真义，增强观众对劳动的认识。之后，又参照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裴文中的《中国史前期之研究》、尹达的《原始社会史》及其他报告书及论文，开始起草《“中国原始社会陈列”计划》，内容包括“总的方向”、“先氏族社会”和“氏族社会”三个部分，其中“总的方向”部分有详细的说明：“（1）基于我国新的文化教育政策，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因此陈列场面必须与观众文化水平密切结合，适合其需要、解决其问题；（2）使观众认识我国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过程及必然走入奴隶社会的具体情况，以便获得系统的知识，而完成‘历史是发展的’教育意义；（3）使观众认识到‘生产与生产力能够决定经济形态及社会形态’，进而领会劳动的可贵性；明了社会的发展即生产的发展，也就是劳动者本来的历史；（4）根据我国原始社会的具体历史背景，指出我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由来。”（参见并引用自《“中国原始社会陈列”总结》，195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同时，聘请郭沫若、范文澜、尹达、翦伯赞、吕振羽等进行方法上的指导，又聘请史前考古学专家梁思永、贾兰坡、苏东琦、郭宝钧、黄文弼、张政?R、安志敏及人类学专家胡先缙、冯家升、林耀华、吴泽霖、费孝通等进行资料方面的指导，徐悲鸿、王朝闻、胡蛮、高庄、王逊、杨鹤汀、孙昌煌等进行美术上的指导，宋泊进行造型方面的指导，以确保陈列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1950年4月2日上午9时，北京历史博物馆在馆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文物局领导郑振铎、王冶秋、裴文中、王振铎，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林耀华、杨鹤汀、安志敏、胡先缙、张政?R、郑天挺、贾兰坡、孙毓棠、吴泽霖、向达、苏秉琦、孙云铸、尹达、冯家升共18人（另有范文澜、梁思永、宋泊、严京耀、郭宝钧、杨钟健、徐悲鸿、胡绳、艾思奇等9人受邀但未出席）与会，与博物馆工作人员韩寿萱、张文勋及编目、教育、总务各组职员共同探讨“中国原始社会陈列”的具体问题。会上，专家们的一些意见实际上已经为历史博物馆的“原始社会陈列”确立了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