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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FDI经济增长和空气污染之间关系研究 　　【摘要】本文把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和空气污染纳入同一个框架下进行研究，基于多元VAR模型，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时间序列数据的处理技术来来考察三者之间动态关系。本文研究表明：长期中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和空气污染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短期，空气污染的加剧会阻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阻碍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又会促使北京空气环境污染加剧；经济增长又反过来吸引更多的外商，但是会造成更多的空气污染。 　　【关键词】FDI 经济增长 空气污染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但是与之相伴随的是环境破坏，尤其是空气污染，曾有许多城市笼罩在雾霾之中。FDI、经济增长和空气污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如何有效协调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和空气污染的控制。国内外鲜有将FDI、经济增长和空气污染纳入一个体系研究的文章，如何更为全面有效地协调FDI、经济增长与空气污染，使北京吸引外资与环境保护均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本文的研究意义之所在。 　　在FDI与环境污染关系方面的研究存在重要的理论是污染天堂假说，该理论是由Baumol和Oates（1998）提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愿地实施较低环境标准，那么就会变成世界污染的集中地。JingZhang和Xiaolan Fu（2008）以及我国学者吴玉鸣（2007）、温怀德等（2008）验证了FDI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也有一些学者发现FDI对环境是有利的。Letehumanan R.和Kodamat F.（2000），Eskeland和Harrison（2002）的研究发现，FDI通过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引进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产品提高了东道国的环境福利。此外，相比国内企业，高污染行业的外企更重视环境保护。国内学者刘燕等（2006）则得出不同结论：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则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许士春等（2007）、邓柏盛等（2008）和杨万平等（2008）的研究表明FDI对环境有改善作用。由以上文献综述，国外学者关于FDI环境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否成立上。 　　关于FDI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FDI的溢出效应。Cantwell（1989）对FDI的溢出效应的行业性作了研究，认为FDI的溢出效应不同行业的影响效果不同。Kokko（1996）认为FDI溢出效应依赖于东道国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东道国企业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越强则产生的溢出效应越大。 　　国内学者薄文广（2005）认为从长期来看，FDI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从短期来看FDI与GDP之间存在着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温怀德等（2008）通过中国面板数据，对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王志鹏、李子奈（2004）构建了考虑外商直接投资（FDI）外溢效应的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结果表明东道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FDI与国内资本的比例。 　　关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Grossman等（1991）把Kuznets（1955）提出的“倒U型假说”引入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之中，得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证明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散点曲线呈“倒U型”。除此之外，Holtz-Eakin等（1995）得到了单调上升的曲线。Friedl等（2003）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N型曲线关系。 　　也有一些学者将库兹涅茨曲线应用于经济增长和具体环境污染物的研究。Birgit Friedl和Michael Getzner（2003）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适用于奥地利这样一个开放的小国，并显示国内生产总值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呈现N形关系。而Richard（2009）发现并不存在CO2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Zhang等（2009）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中国的碳排放有最大的正向效应。 　　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在我国起步相对较晚，我国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SO2等工业废气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张晓（1999）对1985至1995年间中国的大气质量数据做了分析，发现S02、工业废气、烟尘的变化与人均GDP呈倒“U”，型关系，转折点位于实际人均GDP1200-1500元这一区间。凌亢、王烷尘（2001）等对南京的经济增长与S02、工业废气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南京市废气、二氧化硫的排放与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不是倒U型，也不存在拐点。吴玉萍（2001）等学者检验了北京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的关系，发现了倒“U”型的EKC。范金等（2002）、刘耀彬等（2003）、陈文华等（2004）的研究都发现了经济增长与S02、氮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