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辽金时期火葬墓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docVIP

北京地区辽金时期火葬墓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 　　【关键词】北京地区；辽金时期；火葬墓；考古发现；研究综述 　　【摘 要】火葬墓作为北京地区辽金时期一种较为特殊的葬俗，是辽金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丧葬形式，对其承载的信息进行归纳整合，是对我们了解、认识辽金社会状况和北京地域文化特征的有益补充。本文试对建国以来北京地区辽金时期火葬墓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进行介绍和梳理，以期对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帮助。 　　辽金时期是北京从地方重镇发展到全国性都城的转折点，是北京历史地位的重要转折期，针对这一时期进行的考古研究有助于认识辽金时期北京的社会生活情况，而且有助于探究北京在全国地位变化的历史进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辽金时期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迅猛发展，火葬墓的发掘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目前已发现的辽金时期的火葬墓有100余座。随着考古材料的逐渐增多，辽金时期火葬墓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硕。 　　一、辽金时期火葬墓的发现 　　墓葬是内涵丰富、时代延续性强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对其承载的历史信息进行归纳和整合的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发现的地下资料，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度、发展状况与考古发掘材料的丰富程度息息相关。 　　北京地区辽代火葬墓的发掘始于20世纪50年代，出土有四座，分别是：永定门彭庄1号辽墓[1]；西郊月??北的洪茂沟辽代火葬墓，出土“济阴董府君夫人王氏墓志铭”一方[1]；西郊百万庄的两座辽壁画墓，出土墓志两合[2]。60年代出土一座，为北京南郊永定门外发掘的赵德钧夫妇合葬墓。该墓是一座大型多室墓，分前、中、后三进，每进主室两侧又各筑一耳室，共9室，是北京地区发现的规格最高的辽墓[3]。70年代先后发掘了西城区大玉胡同辽墓[4]66、宣武区先农坛辽墓[5]以及马直温夫妇合葬墓[6]。马直温墓考古收获较大，墓内发现有木俑十二生辰像和木雕男像、女像等残件，为北京地区辽墓中仅见。80年代发现的火葬墓有昌平陈庄辽墓[7]、门头沟区新桥大街辽墓[8]和韩佚墓[9]。此期最为重要的当属位于八宝山殡葬管理所院内的韩佚墓，墓保存较好，随葬品内容丰富，还出现了南方越窑青瓷。进入21世纪后，又相继发现了位于海淀区中国工运学院住宿楼北部的一座辽代火葬墓[10]、亦庄经济开发区69号地发掘的M16[11]、五棵松篮球馆发掘的M26[12]、北京射击场B区工程发掘区西部的M66[12]以及分布比较集中的门头沟龙泉务墓群[13]和大兴区北程庄墓群[14]。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发现的金代火葬墓有天坛金墓、百万庄金墓、北京大学院内金代石棺墓、西郊西福村金墓等[15]。70年代后期开始，金代考古成果相对上一阶段更为丰富。这一时期发现的先农坛金墓[16]、通县城关公社石宗璧夫妇墓[17]和海淀区香山娘娘府蒲察胡沙墓[18]和半截塔金墓[4]228均为火葬墓。80年代发现三处，丰台乌古论家族墓地中的三座火葬墓[19]、西城积水潭[4]66和崇文区花椒树金墓[4]118。90年代有龙泉镇金墓和何各庄金墓[4] 268―269，以及中国矿业公司在永定镇建厂时发现的三座金代砖室墓葬，这三座墓葬由北向南排列，均为火葬墓[20]。21世纪以来发现的火葬墓有石景山区赵励墓[21]、大兴区小营村金代壁画墓[22]、延庆张山营壁画墓[23]和最初被误认为祭祀坑的金睿陵编号为2002FJLM6中的一座石椁墓[24]。另有集中分布的火葬墓四处：大兴区青云店镇杨各庄村金墓[25]、石景山鲁谷金墓[26]、密云县大唐庄[27]、大兴区北程庄金墓[14]24-158。 　　二、辽金时期火葬墓发掘资料的整理 　　21世纪之前，北京地区发现的辽金时期火葬墓的材料多散见于各类期刊，苏天钧主编的《北京考古集成》（共15卷）[28]，将分散出版的著作和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文章收集在一起，全面反映了建国50年来北京地区考古工作的成绩。2000年以来，许多考古发掘报告也相继整理出版，相关报告将发现的火葬墓材料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梳理。这些报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汇总介绍；第二类是针对北京地区几处集中发现火葬墓的地区的专门性报告。 　　第一类主要有两套。《北京考古工作报告（2000―2009）》[29]，将北京地区2000―2009年的十年间所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做了汇总，并进行分区、分类整理，为我们全面了解十年间的考古发现状况提供了详实的信息；《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30]，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的考古发现进行分段有重点的介绍，便于读者查阅和了解各区文物遗迹的分布状况。 　　第二类的报告基本上都是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北京龙泉务辽金墓葬发掘报告》[13]，是在龙泉务工作队对32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后整理出来的，包括22座辽金墓葬，10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