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试卷集锦思考与练习 第2页.docVIP

8．简述左翼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当时的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全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同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应合当时救亡运动的需要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左联领导人周扬等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作为团结一切有抗日要求的文艺工作者口号，这个口号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口号没有正面提出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和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努力扶植和发展进步的民主的和革命的文学，具有片面性和宗派主义的倾向，不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针对这种情况，胡风在鲁迅、冯雪峰的支持下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第一次以书面文字的形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1936年春，在左翼文艺运动内部发生了关于这“两个口号”的论争。 鲁迅为此抱病写了《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主张两个口号并存，并对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名词本身含义上的缺陷，而不是代替它，否定它。“国防文学”为广大作家在爱国旗帜下联合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主要是对原先左翼作家提倡的口号。 1936年10月，鲁迅、郭沫若、郑振铎、巴金、谢冰心、周瘦鹃、林语堂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的发表，不但表明两个口号论争的结束，而且也说明了新形势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针对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紧迫形势而提出来的。通过论争进一步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明确了文艺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判了左倾幼稚思想、宗派思想和右倾思想的苗头，为文艺界更加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论争双方就如何执行党的政策，建立广泛的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有了较为一致的认识，都认为应该团结出了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破除一切宗派情绪。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不应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是要更加重视和加大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提倡广义的爱国主义文学，要鼓励作家，特别是左翼作家更多的创作有关国防的民族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但是这次论争在诸如“左联”是否应该解散，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统一战线口号是否合适等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 两个口号，一个作为抗日统一战线联合的口号，一个作为统一战线内部对进步文艺工作者指明前进方向的口号，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并非根本对立，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更好的促进了抗日救亡形势下文艺创作的发展，共同担负起文学救亡功能的历史使命。 9．怎样认识文学史上“民族形式的讨论”？ 1939年至1941年展开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是与大众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作家、理论家们对于“利用旧形式”（又称“旧瓶装新酒”）很是重视，分歧也颇大，因而争论热烈，这成为“民族形式大讨论”的序曲。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其中提出民族形式问题。毛泽东号召要创造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年初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毛泽东的阐释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1939年首先在延安文艺界展开讨论，陈博达、艾思奇、萧三、周扬等人都参加了讨论。尽管参加讨论者在具体论述中，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尽一致，但讨论并未展开。 国统区的讨论在1940年展开，较解放区晚，但论争的分歧较大。论争的焦点是如可看待“民族形式”的来源问题。论争的一方是向林冰，他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一文中指出：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向林冰的文章把民间形式的地位提升到如此的高度，同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却持否定的态度，引起强烈的反应。论争的另一方是葛一虹，他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所谓“民间形式”吗？》等文中持形而上学的观点，全盘肯定五四文学，完全否定民间形式的有可继承的合理成分。1940年4月21日《文学月报》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召开“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6月9日《新华日报》副刊邀请以群、黑丁、胡绳、光未然、白薇等人座谈民族形式的问题。论争不再停留于“中心源泉”上，而是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上：如何评价“民间形式问题；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问题；对于新文学的“欧化”问题以及“民族形式的”的理解等更实质性的问题。郭沫若的《“民族形式”的商兑》，胡风的《论民族形式的问题的提出和重点》和茅盾的《旧形式·民间形式·民族形式》等几篇文章理论水平较高，影响较大。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是抗战期间持续时间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