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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视野中素质教育政策探究 　　素质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反思 　　 　　“素质教育”一词最早出现在《上海教育（中学版）》1988年第11期刊登的《素质教育是初中教育的新目标》一文中。此后，有关素质教育的研究逐步成为国内教育研究的一大热点。从1988年至2005年12月15日，在中国教育类期刊及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以“素质教育”为关键词（精确匹配）的学术论文总共有43041篇，分年度统计情况如图1所示。其中，2000年为最高峰，论文达7273篇。 　　 　　从1988年至今，有关素质教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自发讨论、政府认同阶段（1988年～1993年）。在此期间，有关素质教育的学术论文由每年几篇发展到几十篇，对素质教育的研究基本处于零散的、自发讨论的阶段。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这表明，政府部门基本认同了“素质教育”这一提法。 　　2. 政策介入、实验探索阶段（1994年～1996年）。199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增强适应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和迫切需要的素质教育。”这标志着“素质教育”这一概念被正式纳入政策文件当中。随后，湖南汨罗、上海南市区等地的个别学校开展了素质教育改革实验。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强调指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此后，素质教育改革实验由个别学校实验扩展到了区域性实验。 　　3．政策主导、全面推进阶段（1997年至今）。1997年10月29日，原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这是第一个系统化的有关素质教育的政策性文件。文件明确阐释了素质教育的含义、特征和意义，并具体提出了课程体系、督导评估、考试制度、德育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举措。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一政策性文件进一步丰富了素质教育的内涵，指出了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性，明确了改革的重点是推进评价制度改革和课程体系改革。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加快了推进素质教育的步伐。 　　很显然，在素质教育的大讨论中，政府最初只是认同，后来才逐步发展到政策介入、政策主导，对素质教育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现在重新反思素质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得不承认，关于素质教育的大讨论只是使广大公民在思想上有所触动，并没有引起广大公民在行动上的真正变革。“素质教育搞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认为，这不是因为素质教育不如应试教育好，而是因为改革政策研究不到位，没有解开应试教育这一“死结”。 　　在我国素质教育政策出台的过程中，明显缺乏一个政策研讨的阶段，相应的成果也很少。从1988年至2005年12月22日，在中国教育类期刊及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同时以“素质教育”和“政策”（精确匹配）为关键词的论文只有129篇，不及素质教育论文总数的3‰，素质教育政策研究几乎成了一个盲点。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政策诉求[1]、政策回顾[2][3]、政策比较[4]、政策功能[5]等内容，没有触及公民教育利益调整等根本性问题。当改革遇到阻力的时候，政府部门没有对素质教育政策进行冷静的反思，没有意识到素质教育政策失真不是行政执行不力所致，而是政策研制不当所致。 　　 　　博弈论视野中的素质教育政策困境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教育资源相对稀缺，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上大学，由此形成了家长之间、学校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格局。由于这3个博弈的性质是类似的，因此我们以学校之间的博弈为例进行讨论。 　　假设有水平相同的A、B两所学校，每所学校都有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两个策略可供选择。在学生上大学的机会有限的条件下，这两所学校之间的竞争博弈可用图2所示的矩阵表示。如果两校均同时选择应试教育或素质教育策略，则两所学校平分学生考入大学的机会，用（5，5）表示；如果A校选择素质教育策略，B校选择应试教育策略，则B校学生必然抢占A校学生考入大学的机会，用（2，8）表示；相反，如果A校选择应试教育策略，B校选择素质教育策略，则A校学生必然抢占B校学生考入大学的机会，用（8，2）表示。 　　 　　图2所示的博弈矩阵表明，如果两校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