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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赋研究分类总结与理论思考 　　[摘要]中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始于汉初，终于清末，历时两千余年。古代学者们在评论、编集、注释汉赋方面取得了许多实绩，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专门性汉赋总集的缺失，儒家政教功利文艺观的畸形发展，以及汉赋自身缺乏性灵、语言过于雕琢等弱点，古代的汉赋研究与《诗经》、《论语》、《楚辞》等其他文学名著的研究相比，一直处于萧条冷落状态。这与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总结的。 　　[关键词]汉赋评论；汉赋编集；汉赋注释；儒家文艺观；性灵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6―0181―06 　　 　　一、古代汉赋研究的分类总结 　　 　　中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始于汉初，终于清末，历时两千余年，涉及内容很多，资料很丰富。我们将这两千余年的研究成果划分为评论、编集、注释凡三个方面，分别加以总结。 　　 　　(一)古代的汉赋评论 　　中国古代评论汉赋的资料极为分散，论述千差万别，观点各不相同。其中分歧最多、讨论最热烈的有以下几点。 　　1、汉赋渊源论。古人对汉赋渊源问题的探讨，有所谓的诗源说、辞源说、赋出纵横家说，也有综合三说而持多源论者，但影响最大、也最为持久的便是诗源说。这一现象颇值得深思。最早将汉赋与《诗经》相比附的，是西汉前期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认为相如赋的主旨与《诗经》一样，都是引导君王戒奢从俭，都有讽谏作用。东汉班固则在《两都赋序》中明确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这说明在班固之前，已有学者认为汉赋是《诗经》的后裔，班固张大此说，影响甚巨。今天看来，汉赋与《诗经》的距离实在太远，倒与楚辞、战国时的民间韵语有着更为直接的血缘关系。但由于古人一贯将楚辞也视为赋的一种，所以辞源说并未获得充分的讨论；至于民间韵语，则更因为正统思想的钳制而未能得到重视。不过，诗源说的代代相因是汉赋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现象，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汉人倡导诗源说，原因在于汉代是一个经学昌盛的时代，《诗经》被尊奉为伦理教科书、修身养性的教材和讽上化下的政治工具；汉人称汉赋源出《诗经》，表面上不过是套用了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其深层目的则是想为赋这种新近兴起且为众多文人所倾力创作的文学作品争取正统的地位。当然，这一标榜正统的口号也时刻警醒着当时的赋家，在追求语言艺术美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文学的社会作用，不要偏离讽谏说所规定的方向。 　　降至魏晋，随着文学作品的不断积累、不同文学体式的发展以及文学意识的日益凸显，文学批评家开始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诗源说。如左思在《三都赋序》中称：“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日赋。……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皇甫谧也在为《三都赋》作的序中将文体之赋与《诗经》六义之“赋”进行了系联。他们都摆脱了汉儒政治功利的讽谏说，从创作手法的角度来论证《诗经》与赋(汉赋)的关系，这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文艺观念，其意义在于揭橥赋(汉赋)这种文体的铺陈特征，引导赋家学习《诗经》的铺陈艺术并加以发展。后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又称“赋者，铺也，铺采搞文，体物写志也”，所论更为缜密。赋(汉赋)的艺术特征，在六朝时期得到了充分肯定和深入研究。 　　历来赋论家在探讨赋源时，几乎众口一词地征引班固、刘勰等人的诗源说，或从讽谏功能立论，或从艺术特征着眼。而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则藉此深入挖掘了《诗经》和赋(汉赋)之间的关系，尤为可贵。他说：“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既认识到赋(汉赋)的表现题材及创作主旨的多样性，也剖析了《诗经》对后代赋的多方面的影响。刘氏在承认赋、比、兴之别的前提下，又说“赋中未尝不兼具比、兴之意”。这就纠正了魏晋以来过分强调赋的铺陈特征、而对抒情赋视而不见的缺陷，使得诗源说更为圆满。当然，宋朱熹《楚辞后语》、元祝尧《古赋辨体》、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等书，皆对所选汉赋的比兴艺术有所揭示，他们在深入研究汉赋艺术特征的同时，也为诗源说注入了源头活水。 　　2、汉赋思想价值和社会功能的讨论。汉赋产生之初，人们就对它的思想价值和社会地位进行了肯定。司马迁说相如赋有讽谏功能，班固说汉赋既可以“抒下情而通讽谕”，又可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堪称“雅颂之亚”(《两都赋序》)，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也就是在汉代，批评汉赋的声音骤然响起，而且是出自大赋家扬雄之口，他说：“赋可以讽乎?日：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法言?吾子》)又说赋“劝而不止”，像倡优淳于髡、优孟一样不合法度，甚至“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扬雄愤激地对他曾经倾力创作的赋进行了全盘否定，这主要是由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