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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中国话语构建问题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举世瞩目，但中国话语的缺失也毋庸置疑，中国软实力的提升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构建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系统的理论性表达。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构建中国话语，要注重三个方面：在认识和处理多重“关系”中把握中国话语问题，处理好中西关系、古今关系、后现代与现代关系以及社会话语、生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关系；在实践中认知和提炼中国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构中国话语的实践基础、动力与检验标准；从主体性维度构建中国话语，坚持历时性与共时性主体、宏观与微观主体、目标与过程主体、话语构建主体和话语本体的统一。 　　关键词：中国话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9-0058-05 　　引 言 　　21世纪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实践成功与中国话语滞后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1]“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在国际上，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几乎由西方来主导，从表象上看似乎是西方国家站在中国立场上谈论中国，实则拿着西方标准和需要来“臆造中国”，形成了面目全非的“他者中国”的现象。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与国际形象的塑造需要中国话语。 　　话语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源起于现代西方以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语言哲学，索绪尔对语言进行了历时性、共时性结构分析；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实证角度与日常生活的语用角度对语言进行了哲学分析，后期在对私人语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语言是一种有社会规约性的符号系统”。后来随着现代语言哲学研究的深入，语言研究从言语、语用等角度研究向语言运作的内在机制转化，福柯从权利与话语的关系对其进行了透视，认为话语是连接知识和权力的语言学回声。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初从物质与精神关系角度阐述语言问题，认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语言”。[2]81从马克思主义原则与立场分析话语，其至少包含四层内涵：首先，话语是基于实践的一种稳定意识的语言表达，对实践的综合反映并反作用于实践。区别于“一般意识”，话语是反映现实人的实践活动与关系的意识，实践是话语产生的现实土壤。但是，话语也并非“自说自话”的语言符号，而是为了向“他者”表征自我，实现交流或达成共识的主体间沟通媒介。马克思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产生的。”[2]81沟通的需要是产生话语的动力。伽达默尔认为语言只有通过相互沟通理解才具有现实性。因此主体性与主体间的统一是话语的重要原则。其次，从话语形成路径分析，其是基于文化传统与现实的基础上的自下而上通过理论工作者提炼而成的相关理论。一方面话语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体现，传统是话语形成的“元资源”；另一方面，话语理论构建路径一定是自下而上的，植根于生活实践的，而非理论工作单纯的理论推演与自我创造。国际上，任何强势话语的形成并转变为一种主流思潮，都不能脱离对自身文化精神的传承，都是对“活生生”实践的总结。第三，从话语的构成要素分析，一般具有四个要素：实践的支撑，是话语形成的物质基础；文化价值的支撑，是话语建设的精神灵魂；话语范式的支撑，是话语表达载体；学理的支撑，是话语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理性表达。四个部分缺一不可。构建中国学理性支撑话语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学界有专家强调“有理好好讲”，比如，中国当前讲“公正”，从学理的角度应厘清中国的“公正”与西方所言的“正义”殊同，以及可行性的论证，这样才能和“他者”沟通，由语言符号转为实践话语。第四，根据话语表征客体的层次划分，可以分为宏观话语与微观话语。宏观话语指国家、社会发展的系统宏观理论、制度等；与之相对，微观话语则是指针对实际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的解决形成的具体理论与方法。微观话语是宏观话语实践层面的具体体现。根据话语表征客体的类型，又可以分为意识形态话语、社会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 　　那么，如何由“话语中国”传递中国声音，改变“他者中国”现象？笔者认为，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注重从“关系”、实践、主体性三重维度分析并据以构建中国话语。 　　一、在认识和处理多重“关系”中把握中国话语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进步更不能缺少中国。随着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施，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更加凸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随着世界市场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