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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外语学习能力探析 　　摘要：综合哲学、教育学、心理学和二语习得等不同角度对学习能力的理解，对可持续发展的外语学习能力内涵进行阐释。外语学习能力系统既包括智力因素，也包括非智力因素。外语学习能力应由基本学习能力、拓展学习能力和调节学习能力三大要素构成，三大要素中又包含一系列子要素，其中语言学习的迁移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持久动机是外语学习能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终身学习；外语学习能力；外语能力倾向；二语习得；教育心理学；学习任务；思维品质；学科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4）04-0103-05 　　全球化范围的日趋扩大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对各类专业人才外语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2007年我国《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1]提出了基于计算机与课堂的大学英语教学新模式和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教学目标。《要求》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英语学习与交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学生能够在毕业走向社会后自我发展完善”[2]。毫无疑问，培养大学生的英语学习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使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从而增强国家发展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目前，有关培养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的研究很多，大都集中于讨论其必要性和意义；也有研究探讨可持续发展人才的培养模式或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但是，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对可持续发展学习能力的本体研究十分有限。然而，“人的学习能力将成为制约人的发展的关键因素”[3]。在探讨可持续发展人才的培养模式或途径等之前，一个不容忽视且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对可持续发展学习能力内涵的廓清。无此作为依托，对其培养的讨论也就没有意义。因此，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厘清可持续发展学习能力的维度及构成要素的基础之上。这样，研究才更具目的性和可操作性，也更具现实意义。然而，我国目前尚未见到此类研究报告。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哲学、教育学、心理学和二语习得等不同角度探讨可持续发展的外语学习能力的内涵及其要素，旨在为进行这一课题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一、国外外语学习能力研究的回顾 　　外语学习能力在外语学习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者因素。国外有关外语学习能力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其中大多是从二语习得的角度探讨语言认知的信息加工过程及其学习机制，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与语言习得有关的认知因素。这些研究主要是通过编制外语学习能力倾向测验量表并建构理论模型，探究外语学习者的有关能力倾向要素，旨在预测外语学习者未来外语学习的成就。这些研究从能力实体观到能力增长观，再到能力差异假设的提出，其观点、理论模型以及实证研究等方面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对我国外语学习能力研究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1. 卡罗尔的外语能力倾向实体观。卡罗尔（Carroll，1965）提出了外语能力倾向理论，指出外语能力倾向由语音编码能力、语法敏感度、归纳性语言学习能力和联想记忆力构成[4]。卡罗尔认为，这些能力倾向能表明学习者在未来的外语学习活动中的操作成绩的能力，即潜力。尽管成功的语言学习者在上述能力方面表现出不同的优势，但这些能力倾向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是先天决定的，而非后天形成[5]。如果按照卡罗尔的先天论来预测外语学习者将来的外语学习成绩，不仅会使众多预测分数相对较低的外语学习者对外语学习望而生畏，而且会使学习者形成习得无助倾向的归因。根据心理学理论，虽然人的流体智力（对关系的认识、类比、演绎推理能力，形成抽象概念的能力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会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但晶体智力（获得语言、数学知识的能力等）在人的一生中都一直在发展。其发展速度与水平决定于后天的学习，与社会文化有密切关系[6]。卡罗尔的能力实体观完全忽略了环境与教学对学习者外语学习能力的影响，违背了智力发展的一般规律。自卡罗尔之后，国际上还出现了《平氏语言能力倾向量表（PLAB）》[7]、《国防部语言能力倾向量表》[8]和《VORD量表》[9]等，这些测验所涉及的对象不同，但测验项目基本都围绕语音辨别、词汇识别或学习、句子和语法等设计；在测验维度以及对语言学能的解释方面没有明显突破。 　　2. 格里格伦科的外语能力倾向增长观。21世纪初，格里格伦科（Grigorenko）的《外语学习新知识认知能力测试》（The Cognitive Ability for Novelty in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as Applied to Foreign Language Test，简称CANAL-FT）在理论和操作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进展和突破。在《CANAL-FT》中，外语学习由选择性编码、随机编码、选择性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