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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中非化约论及其当下意义 　　摘要：在20世纪的思想史和中国学研究领域，本杰明?史华慈素以其思想的深邃性和思考的前瞻性而深受学术界称道。他对中国思想“非化约”特性的研究，不仅凸显了其思想史研究在整个学术史上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为进一步反思中国传统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价值及其转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史华慈；“非化约”；中国思想；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1-0099-04 　　 　　在20世纪的思想史和中国学研究领域，本杰明?史华慈素以其思想的深邃性和思考的前瞻性而深受学界称道。在其思想史研究中，史华慈一再强调：“去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是比去尽可能精确的了解人们想的究竟是什么，要简单的多”。（《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1976）??①这种对思想世界（主要就中国古代思想而言）内在复杂性的深切关注，既有来自帕斯卡尔式的审慎而不无几分怀疑论色彩的治史思路对他的深刻影响――就像林毓生先生已指出的，〔1〕(P237～246)同时，这也与史华慈本人一再提到的“非化约”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后者不仅凸显了其思想史研究在整个学术史上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为进一步反思中国传统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价值及其转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一个韦伯式问题”的反思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史华慈本人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多元主义论者。〔2〕(P275)从50年代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提出中国共产主义的独创性问题，到60年代自觉运用比较的方法介入地方思想史的研究，史华慈在偏离并反思“西方冲击论”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他对“现代性的复杂性”（实即“多元现代性”思路）的深刻理解。 　　1982年1月11日，史华慈致函《跨学科历史杂志》编辑时就指出，提“复杂的现代性”也许是合适的，“现代性”所涉及的，是思想和行为的很多不同说法，而其中很多问题的内部之间也有丰富的张力。1993年，他在《Daedalus》夏季号发表《文化、现代性和民族主义――进一步的反思》一文也指出：所要反复强调的一点是，现代性并不是西方或非西方的历史的终结，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许多相分离的现代的方面的“转变”确实已经全球化了，即使导致现代性的问题意识还没有得到解决，无论西方还是其他文化地区。在现代性和所有过去文化的经验之间，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已经呈现的结论。〔3〕(P184、210)在史华慈看来，“文化本身不可能是个封闭的体系”，〔4〕(P19)因此所谓“现代性的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前提，即首先肯定的是不同文明文化传统存在及“现代化”的合理性、平等性和独特性。而不同文化传统在相互照面之际，在由矛盾、冲突所构设的张力间寻求沟通、对话进而推动各自的发展，正是“复杂现代性”的内在要求。正如他在1996年4月参加费正清中心成立40周年纪念会的发言中所指出的，没有任何一种超级的结构可凌驾在不同文化之上，今天的人们谈论的“全球主义”、“地球村意识”，必须从非常个体的研究开始。“全球主义”要求各种文化的理论尽可能地发展自己，同时交叉、互动出更普遍的意义来。历史不会因此终结，而是变得更复杂、更有意义了。〔3〕(P211)因此可以说，在多元文化共存、对话、互动的基础上趋向“全球化”，正是史华慈对此问题的基本思虑方向。 　　然而直到晚年，史华慈最忧心忡忡的问题恰是目下那种“单向度的、偏颇的和贫乏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他在其临终前两篇最为重要的学术论文之一《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与比较文化研究》中指出，这一意识形态“大体认为人类命运是一种直线的决定论式和进步式的历史或演化过程；更特别的是，它假设这种进步的原动力完全在于科技革新和理性化的经济增长。用韦伯（Max Weber）的话来说，这增长的机制可称之为集中人类所有主要身心能量于工具理性化的大业”。〔5〕(P123、118)究其实，充斥这种意识形态的正是一种历史进步主义和工具理性化的“现代化”一元论，或传统与现代二分的“现代性”二元论思维，1999年2月，史华慈在接受刘梦溪教授的访谈中指出：“现在的全球化太偏颇，完全偏倚于经济和技术方面。如果我们能把文化带进来，就会平衡一些。……我不认为全球化就意味着放弃过去的各种文化传统，我们可以让全球化更加多面化，丰富多彩”。（《现代性与跨文化沟通》，《论中国》，第212页）这不仅仅是对目下那种一元论的文化现代性方案的批评，同时也潜在地指向这一一元论所赖以寄生的工具理性化的“经济和技术”等领域。某种程度上来说，后者正是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其结果就是他在《中国与当今千禧年――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一文中所指斥的那种无法遏抑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精神世界的日益真空化问题。 　　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