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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研究方法突破与哲学史研究风格塑造 　　最近的十多年是李维武教授哲学史研究的多产时期，其间有《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吕不韦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王充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与何萍合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专著问世，撰写了数十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学术月刊》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从哲学史观的探索到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突破、哲学史研究风格的形成，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这部52万字的著作于2005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则可看成是他在哲学史研究方法探索、哲学史研究风格塑造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回顾李维武教授的哲学史研究历程，此前已围绕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形成了三大特色：一是从总体上突破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以哲学范畴的逻辑演进为重心的研究范式，尝试开展以哲学问题为中心的哲学史研究，这一哲学史方法的转变集中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中。该书以本体论问题为中心，通过探讨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开辟了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新的思维空间。二是对湖北籍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的个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把文化历史方法与哲学问题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展示了徐复观独特的生命历程及鄂东地域文化对其思想的深刻影响，而且探讨了徐复观对熊十力学派的继承与批评，揭示了徐复观思想中的哲学意蕴及其对现代新儒家哲学的价值。三是从中国哲学的视域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不仅探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而且强调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而超越了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内容的合理性。至此，李维武教授的独特的哲学史研究方法与哲学史研究风格已基本形成。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李维武教授写出了《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一书，体现了他在哲学史研究方法及研究风格上的新拓展：全面贯彻“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原则，把哲学转型与社会转型、文化变迁放在一个统一的历史场景中思考，并于其中凸显全球化与民族化、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张力，通过地域文化与哲学转型的联系，对“近代中国哲学”作一种整体性的具体的历史阐释。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于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现代化及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再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可以说，现代化、中国哲学转型是长江流域对中华民族的现代赠礼。然而，长期以来，以长江流域为地域文化框架来研究中国哲学转型还是空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一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风格也同样是长江流域的现代赠礼。这种研究方法与研究风格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直接以“近代中国哲学”为题进行研究，说明中国哲学近代形态与现代形态的发生发展的合理性。 　　最近十余年中，学术界不仅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而且有些学者对中国哲学近代形态与现代形态的合理性发难，借以否认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合理性。李维武教授对此指出：“对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合理性的否定，是在‘反激进主义’与‘反全盘西化’的两面旗帜下进行的。”“近年来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对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否认。”他认为：“以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作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出发点，需要对这一传统作具体的了解和深刻的把握，需要有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看法是与他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转型的深入探讨分不开的。在《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一书中，就以长江流域文化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联系为背景，对“近代中国哲学”，即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再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历程及思想成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发，指出：“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一大批哲学家崛起于长江两岸，求索于长江两岸，活跃于长江两岸，成为中国思想世界的弄潮儿，在这以后的百年之间的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文字。”由之而对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形成，作了充分的哲学史说明。 　　第二，寓“思”于“史”，以“史”论“思”，多层面全方位发掘哲学思想研究的素材或资源，对一个地域中的一个长时段内的几代哲学家或一群哲学家进行整体性的具体的历史考察。 　　李维武教授为了让哲学史研究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于近年来提出了“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在他看来，这种方法也就是把哲学史研究重视的“思”与思想史研究强调的“史”结合起来，寓“思”于“史”，以“史”论“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