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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词学思想经典化研究 　　摘要：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理论家，周济的词学思想不仅为常州词派立足清代词坛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也提升了清词的历史地位。张惠言开创了常州词派，周济则使得常州词派发扬光大。“词史”说、“寄托出入”说、“正变”说作为周济的理论代表意义重大。它们是对词学统序和学词门径的直接阐释。因而对周济的词学思想做出经典化的研究对探讨清词的中兴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常州词派 ;周济; 词学思想; 词统 　　引言 　　清词的中兴在某种程度上是词学理论的中兴。云间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词学流派为清词的中兴作出了理论贡献。他们或崇尚晚唐五代，或崇尚南宋北宋。而这些词学理论主张又通过各家选本情况得以体现和深化。《古今词统》、《草堂诗余》、《词综》、《词选》等就是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然而，纵观词学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各家对于词学的阐释又不尽相同。即便是词派内部，依然有着继承和分化。相对于张惠言固守儒家思想的片面化词学理论，周济则是在继承与反思的过程中提高了常州词学的意格。尊词体、崇比兴，明正变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清词意格的提高奠定了理论基础。谭献、陈廷焯、王国维、陈匪石、胡适等当世和后世之人的评述和学习为周济词学思想的经典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稿本依据。 　　一、 追本溯源趋正统 　　1. 儒家思想尊词史 　　周济的词学思想对张惠言的词学理论有着继承与发展。词在产生初始即被人们称为“诗余”、“小道”，它的娱乐功能被无限放大，而道德说教乃至审美功能则被文人所忽略。然而宋代以后，从李清照到苏轼无不以自己的方式来提高词的文学地位。于是“别是一家”、“以诗为词”便成为推尊词体的先声。而后经历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步步巧构，最终实现了清词的中兴。其中，常州词派的张惠言显然是这一中兴不能忽略的关键。“美人伦，厚教化，移风俗，从而当然地把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103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对于儒家伦理教化的重申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追本溯源的独到之处。在《词选序》中，张惠言对此做了明确的表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绯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此句理论中，张惠言将词体的推尊上升到历史的高度，认为它可以诉哀乐，展钟情。而在周济这里，显然是继承了张惠言的伦理教化思想。然而，张惠言过于重视词体如诗体般的教化功能，而周济显然是将儒家思想作为尊体观的精神实质而更多的注重它的审美价值。因此，他通过提出“词史”说来表明词的社会功能和思想内容：“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积，或独清独醒，随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2]4周济强调了词之作用即在于寄托个人感慨的同时不忘家国之患。简单狭隘的个人意志难以媲美家国沦丧之感。周济的词史观点无不有着深深的社会烙印。儒家思想作为周济词学思想的主脑，他的词史意识便得以流传后世。 　　2. 香草美人寓比兴 　　“香草美人”是屈原著作中的典型意象，它所体现的是仁人志士的政治理想和热情。“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楚辞章句.离骚序》）可以说以夫妇忠贞寓君臣际遇体现出对政治现实的渴望与无奈。由此“香草美人”便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文人士子也多通过“香草美人”来宣泄自己的一腔心血与无奈的现实感。而这种“香草美人”所折射的也正是比兴寄托之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比兴寄托使感情的宣泄得以委婉出之而不至过于激烈，它所体现的也是一种婉讽。比兴寄托说走到周济这里便别具一番风景，他秉承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却又不为所囿。周济在纠正张惠言论词牵强附会弊端的同时也提出了个人的独到见解。周济的词学思想中有寄托与无寄托理论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屈骚比兴传统。然而，不同于张惠言的“深文罗织”，周济的寄托出入说是比兴在词中的另一种审美。“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请，仁者见仁，知者见知。”[2]4由此可见，周济之寄托出在空与实之间找到了立足点。在周济看来，学词之始要有所放空，只有如此才能使词灵气贯穿。由此，“香草美人”的诗学传统在词学的世界中找到一息繁荣的土壤。无论是儒家思想的灌注还是香草美人的传承，周济都以他对宋词学词门径的探讨达到了理论的升华。 　　二、 四家词选立统序 　　1. 王吴辛周予门径 　　词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真正达到共鸣归功于周济的《宋四家词选》。作为周济晚年词学的集大成之作，它在多年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中明晰了清代词学的利弊得失。“由南追北”与“由北开南”是其词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在由南追北上，周济与吴文英是典型代表。周济认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