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银行监管利剑或金融场准入障碍.docVIP

有效银行监管的利剑或金融市场准入的障碍 摘要：银行一向被人们视为财富的保管箱，实力雄厚的跨国银行，更被人们寄予了极大的信任，但是，自20世纪70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跨国银行倒闭案，使得信任危机在银行间普遍产生，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为了加强跨国银行监管，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双重许可的监管合作模式，以期在东道国和母国的通力合作之下，能最大限度地遏制银行风险的发生。而东道国和母国依照gats的有关规定，有权相互评价对方的监管效果，并有权在此评价基础之上一定程度地背离国民待遇原则，导致这种评判权成为金融市场准入的障碍。 关键词：银行监管；巴塞尔监管合作模式；评判权 一、评判权的来源 跨国银行是金融全球化发展的结果，而跨国银行的快速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金融的全球化，跨国银行的组织机构和经营活动具有跨国性的特点，而这种特点为金融投机活动提供了便利，使金融监管的难度不断加大，据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球大约发生了150次金融危机 。金融全球化以及银行业本身的特性，使由一国单独对跨国银行进行监管无法达到有效和充分监管的目的，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建立全球监管合作协调机制的必要性，国际社会也在为了这个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因此，在以国际清算银行为首的国际组织的努力下，在跨国银行监管领域，已经逐步建立了以巴塞尔协议为基础的，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发布的一系列银行监管的建议、报告等文件组成的巴塞尔银行监管体制，一般又称为广义上的巴塞尔协议。 跨国银行监管的良好合作基础是对权力和责任的合理且明确的分配，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有效合作是有效监管国际银行的根本前提，因此东道国和母国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责任分配，则是有效合作的基础，对避免监管冲突或重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巴塞尔委员会把明确东道国和母国监管责任的分配作为其首要任务。巴塞尔协议以“任何银行机构都不应逃避监督”和“监管应当充分”为国际监管合作体系的基石，确立了母国并表监管和东道国当地监管两项基本原则。1975年颁布的《巴塞尔协议》及其后的数个文件，对东道国和母国在监管国际银行中的责任分配进行了规定，确定了各国监管机构之间分担责任的主要准则，分别将跨国银行子行、分行和合资银行的流动性、清偿力以及外汇头寸等监管责任在东道国监管当局和母国监管机构之间进行分配，在强调母国和东道国不仅要责任分明，而且应互通信息，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并表监管法，统一了检查标准，并强调母国监管机构应依据股权原则，在跨国银行监管中发挥主要作用。 在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上，《1983年巴塞尔协议修订本》首次采用了双重许可的办法，要求东道监管机构在审查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申请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母国的态度，相应地，母国在审查本国银行海外机构的设立申请中也要充分考虑到东道国的意见。这种方法赋予了跨国银行的母国和东道国当局互相合作的义务和相互监督的权利，又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双重钥匙”法。 金融全球化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全球金融法律理念的趋同化，由于金融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因此，各国法律理念的趋同化本质上也具有稳定性和不可逆性。这种金融法律理念的趋同化的显著表现是各国逐渐适用全球统一的金融运行最低准则，并努力使这种准则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纳，但由于各国在采纳这些最低准则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地方主义的态度，把自己认为适当的内容吸收进本国的法律和法规中，例如，美国国会将巴塞尔监管合作模式中的母国并表监管原则作为1991年的《强化外资银行监管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因为美国监管机构倾向于拒绝母国监管权力的域外适用，它却没有把“监管伸延”吸收进本国的法规中，这种地方主义倾向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使得有效银行监管的效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也对金融全球化产生了消极的阻碍。 二、评判权对有效跨国银行监管及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及解决 尽管从法律性质上看，外资银行是东道国的法人，但实质上，一旦东道国发生经济动荡，外资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会选择资本外逃，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了突出表现，在东道国的角度，外资银行是外来者，其并没有当然的义务对其进行援助。另外，由于跨国银行对于一国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所以东道国对于跨国银行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以我国为例，依照承诺，至2006年，我国将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那么，尚属于相对幼稚期的国内银行将要和世界金融巨头一拼高下，国内银行会在一定时期内处于劣势。入世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要求我国放松监管，而放松监管则要求的是逐步利率自由化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另一方面又要求在放松监管的基础上强调有效的银行监管，这对于我国银行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同样地，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