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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官文化背景下解读报任安书写作目 　　公元前91年，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因“戾太子事件”受到牵连，蒙冤入狱，待死之际，写信给司马迁，请他在汉武帝面前为自己明冤辩屈。司马迁后来给任安写了一封长信回复，即《报任安书》。此封长信经删节选入了高中语文教材。按常理，司马迁在回信中，对任安的求助该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是去汉武帝面前帮他明冤呢，还是不帮？但司马迁在信中却以极委婉含蓄的方式，回避了对任安求助的直接答复，而是详细地述说了自己六年前因替李陵辩诬而触怒汉武帝，下狱获死罪，而后自乞宫刑，在屈辱中隐忍苟活的处境，以及自己撰写《史记》的情况和心愿。书信往来是当事人双方在特定语境下的话语交谈，故司马迁的婉转之辞，任安定能深明其义，而我们今天解读这篇文章，是在时隔两千多年之后，又是在当事人特定的语境之外，要明了文章的内容，特别是在书信内容被大幅度删节的情况下，却有很大的难度。具体说来，在此文的教学过程中，最难把握的问题就是此信的写作目的，换成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他在信中，针对任安的求助，表明了自己怎样的态度？要理清这个有些费解的问题，除了要把握此信的内容，还须联及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史官文化背景。 　　一、著成《史记》，是司马迁的历史使命，也是他人生的最高价值、终极追求 　　尽管是在这封长信的最后，司马迁才向任安谈到了自己撰写《史记》的情况，但这一部分的内容，恰是理解司马迁写这封长信目的的关键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是先秦三代绵延相继的史官文化。史官文化写史、读史、并通过历史对现实人生作价值裁判的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特别是社会主流阶层（统治者、文人士子）强烈的历史意识。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不仅培养了中国人以史为鉴、注重用传统的规范指导现实生活以及用传统的价值衡量现实人生的实践理性，更重要的是，它还塑造了中国人是从历史的存在中寻找生命的超越性和人生的终极价值这一文化心理，通俗地说，就是把名垂史册、流芳百世看成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并由此获得生命的不朽。《左传》记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在回答晋国大夫范宣子问什么是“死而不朽”时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最早对人生的终极价值、生命的超越性所做的明确的阐述，后人把它概括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史官文化对司马迁人生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出身于史官世家（司马迁祖先世典周史，其父司马谈为汉太史令），自己后来亦做了史官的司马迁，既受父命、也因史官职责的要求，要自觉地承担起写史著书、延续史官文化传统的历史使命（《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载：（1）司马谈临终前遗命司马迁，要他记史著书，延续司马氏一族在先秦三代记史的传统，不废天下之文。（2）司马迁也自认为有延续孔子作《春秋》的文化使命）。其次，司马迁也从父辈那里秉承了史官文化从历史的存在中寻找生命的超越性和人生的终极意义的价值传统：司马谈临终前亦曾遗命司马迁一定要“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他自己在《报任安书》中也说：“立名者，行之极也。”这样，司马迁撰写史书就有了双重意义：首先，是完成文化使命，是对家族、对历史的责任；其次，是通过“立言”获得生命的超越性，走进历史，名垂千古，死而不朽。关于这两者，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明确的表达：他说自己因“李陵事件”获死罪后，为求生而自乞宫刑“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私心”是自己的内心追求，个人承担的义务、责任；“文采”是指自己的文章著作。 　　那么，司马迁的私心是什么？文采又是什么样的？他在《报任安书》中直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通过记史论史完成这样一个宏大的文化目的。基于自己的家学、职业和师承（司马迁从10岁起即从师儒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司马迁比一般文化人更能洞见到那些具有创造性的文化活动，对人类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所以，他在信中列举的那些已经名垂千古、并引以为自己人生楷模的人，如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都是在人类的思想文化领域有创造性贡献并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人。而司马迁自己呢，他坚信自己从青年时代就着手准备、已积蓄多年并正在撰写过程中的《史记》，无论是从规模、形制、史料的完备与真实，还是从记史的语言能力、考察历史的思想深度及论史的学术追求等方面看，都一定会成为中国文化史中不朽的鸿篇巨制。这种自信，在《报任安书》中的这两句话里可以看出来：“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已着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