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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社会管理改革探索 　　摘 要：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管理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从国家治理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社会管理是国家在面对利益格局的复杂化、社会成员权利意识提升和各种社会组织的成长等一系列挑战下不断改革的产物。因此，中国社会管理必须进行相应的社会管理改革，中国社会管理的改革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赋权，这也成为中国社会管理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经济社会转型；国家―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1-0114-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命题[1]。从中国发展历程来看，对进入到攻坚阶段的中国改革事业而言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随着中国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改革所面临的难度也将明显增加，挑战也愈加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进一步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才能够顺利解决当前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难题。经济和社会越发展，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解决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从内容上讲，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它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领域，需要我们从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过程3个方面进行推进。在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五位一体”建设格局中，社会建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改革的推进，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成为国家改革的重要标志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如何对社会进行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笔者将从国家治理的视域，解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实现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实践，从而深化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认识。 　　一、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社会管理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历程中，政治领域也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发展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人类的政治现代化体现为3个方面：政治权威的理性化、政治结构的分化和大众政治参与水平的提升[2]。政治权威的理性化意味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权威向理性化的政治权威转型，就此而言，民众对政治权威的服从是基于利益基础上的理性思考。政治结构的分化是指伴随着经济社会事务的复杂化，科层体制在功能上进行巨大的调整和扩张，国家的组织机构大大增加，所承担的治理事务也将大大扩展。大众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意味着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权利意识的觉醒、政治传播机制的改善，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总体上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类的政治生活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又是进一步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动力。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性作用。 　　上述复杂的互动关系成为我们理解国家治理的重要背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经济活动复杂化、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民众思想观念多样化的发展，在国家治理方面也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以适应上述变化所导致的新的挑战。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经历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现代国家治理意味着国家权力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控制水平有了明显的增加。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相对较低，经济社会的运转相当大程度上是依靠社会领域的自治来实现，尤其在基层社会中，国家权力的管理和控制非常薄弱。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作为国家权力的王权在县以下的治理主要依靠各种社会组织的自治，诸如氏族、行会等等。国家治理在功能上更多体现在维持政治秩序和国家安全方面。在现代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国家权力有了明显的扩张，国家权力深入到基层社会，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社会组织有的被纳入到国家的科层体制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正式结构；有的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被减弱或消失。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国家治理的实现意味着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程度大大加深，对社会组织的管控水平也大大增强[3]。 　　第二，现代国家治理体现在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和社会领域的强制能力获得了实质性发展。从发展政治学上看，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物质基础。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国家治理事务的简单性和有限性，国家事实上只从社会领域中汲取比较有限的资源。而现代国家治理则需要国家汲取更多的资源来实现其职能，因此与古代的国家相比，现代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得到极大增强，而这一能力为国家开展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对社会领域的强制能力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指标。正如乔尔?米格代尔所指出的，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就是对社会能够进行强有力的控制能力，尤其是在面对社会反对的情况下[4]。国家的强制性能力是现实国家意志，保证国家战略意图的基础。 　　第三，在现代国家治理实践中，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