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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对竺可桢教育思想影响探析 　　摘 要： 竺可桢曾于1913年至1918年期间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这段留学经历对于他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哈佛大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艾略特和劳威尔任校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对竺可桢教育理念的形成和他的教育改革的推行，包括重视教授、实行导师制、培养通才以及崇尚求是精神都起了关键的作用。 　　关键词： 竺可桢； 哈佛大学； 治校方略； 办学理念； 影响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07）03-0040-04 　　 　　竺可桢，1890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他出生的年代，是外国列强不断入侵，中国正经受着丧权辱国之痛的年代。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同时，也让当时的中国人民见识了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这段历史让竺可桢从小就树立了“科学救国”的思想，在上海等地的新式学堂求学后，他考上了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1913年在美国的伊利诺大学农学院毕业后，他继续在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硕士及博士学位，1918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竺可桢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执教,1936年，被当局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从学术研究到高等学校管理，这是他人生经历的重大考验。然而，他却使浙江大学在外忧内患的战争年代克服种种困难，从一所地方性大学发展成被誉为“东方剑桥”的全国著名大学。竺可桢的治校方略和办学理念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竺可桢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学思想和大学管理知识，却拥有如此系统而且成熟的治校思想，我们不能不说他的母校――哈佛大学的管理模式以及当时美国的高等教育思潮对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一、治校方略 　　 　　(一)多方罗致，吸纳专家学者 　　竺可桢在美国求学期间，哈佛大学已经在前任校长艾略特大刀阔斧的改革之下，由一所规模很小的宗教气息极为浓厚的古典院校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学术殿堂。艾略特将学术自由视为学校发展的基本原则，十分重视选聘学识卓著的教授。他把教授视为知识的源泉和教育热情的喷放者。他曾说过：“大学的真正进步必须依赖于教师。”[1]艾略特为使教授发挥专长和献身学术，竭力提高他们的待遇，充实他们的治学设备，为他们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最大的便利，尤其尊重学术探讨的自由。他曾提出要以学术自由治校，尊重教授的意见。艾略特任校长40年间，多次为改革校务和保守派展开激烈的争辩，却从不挫伤任何人，更不排斥在学术上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事。因为他认为，人人在探索真理方面都应该是彼此平等的和互促互助的。哈佛之所以能够聘请到最优秀的学者，是因为哈佛为大学教授们提供了最好的教学和研究条件。 　　竺可祯在教授队伍建设中的思想显然和哈佛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三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吸引许多国内外的学生去研究哲学，就因为有J?罗伊斯、桑塔亚那、 　　W?詹姆斯诸教授的主讲。”[2]竺可桢表示“决将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 [2]30。他言出必行，执长校政后兼容并蓄，不拘一格，始终竭诚尽力地为浙大罗致国内外专家学者到校执教。为了使浙大学生更多地增益知识、开阔眼界，他千方百计地争聘第一流的学者，“能长时期任教更好，短时期讲学也争取，甚至过路的、私人探访的他也要争取请他们做些学术报告或演讲”[3]。李四光、马一浮、马寅初、梅贻琦、柳翼谋等著名学者都曾到过浙大讲学或演讲。同时，竺可桢尽最大可能为教授们提供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以致不少教授尽管生活清苦却终生不愿离开浙大。 　　（二）教训合一，实行导师制 　　哈佛校长劳威尔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导师制度引进哈佛大学本科教育。劳威尔实行的导师制度，并不是哈佛大学传统导师制度的简单恢复，也不是牛津和剑桥导师制度原封不动的照搬，导师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和指导学生的学业，导师通过和学生的频繁接触，对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导师制实行之初，受到哈佛许多师生的质疑，但哈佛大学本科教育质量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的发展事实证明了校长劳威尔当初力排众议是正确的。 　　竺可桢对当时我国一些学校只注重专门知识的传授，不重视品性德行培养的做法非常不满，并致力于改变这种只教不训的教育方法。竺可桢在哈佛求学期间，正是劳威尔的导师制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