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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佛教文化大众接受心理分析 　　摘要：唐代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一时之间，西京长安城中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对佛教的接受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为什么在当时的京都长安会出现如此繁荣的佛教文化传播现象呢?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佛教满足了民众的多重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即：情感需求、知识需求、政治需求、宗教需求及娱乐需求。 　　关键词：唐代；佛教；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1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0)02―0011―04 　　 　　有唐一代的长安城中被浓郁的佛教文化氛围包围。朝廷上，君主不吝巨额资财建寺纳僧，士大夫们奉佛趋之若鹜，他们以能够与各大寺院中的高僧往来谈佛为幸；文人通过各种文学样式表现佛教文化和情感；民众更是积极甚至狂热地信奉佛教。这种现象的产生，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 　　 　　一、情感接受心理 　　 　　这主要表现在那些本身并不笃信佛教的文人士大夫身上，他们与僧人交往，完全是出于对其文采和人格的钦慕。 　　唐代长安文人士大夫有一些并不喜好佛教，甚至恶言相向，韩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谏迎佛骨表》中对国家级的佛事活动进行尖锐的攻击：“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葬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昌黎集》卷三十九)但韩愈也曾与僧人交游，从其诗文可知，与他交游的僧人有澄观、文宣等。考察韩愈与僧人交往的心理，主要在于对僧人文采的爱慕，韩愈在他的《送浮屠令纵西游序》中表达了这样的心理： 　　其行异，其情同，君子与其进，可也。令纵，释氏之秀者，又善为文，浮游徜徉，迹接天下。藩维大臣，文武豪士，令纵未始不褰衣而负业，往造其门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树业，令纵从而为之歌颂，典而不谀，丽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遗风与!乘间致密，促席接膝，讥评文章，商较人氏，浩浩乎不穷，情乎深而有归。于是乎吾忘令纵之为释氏之子也。(《韩昌黎集》卷二十一) 　　这段文字充分表明了韩愈与僧人来往的真实心理，令纵对学问的执著态度、令纵文采的典丽、学问的深奥，这些才是韩愈看重的，他根本没有把令纵的僧人身份做以考虑，这只是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需求而非其他。 　　李白与僧人的交游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需求。李白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对道教情有独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李白与僧人交往并非是为了学习佛教义理，“他所接近的僧人，都是佛门的佼佼者。他的着眼点只在于僧人的学识、才华、气质、风度、操守、品行。”他的《赠僧行融》、《赠宣州灵源寺仲浚公》两首诗中提到的僧人都是富有文采，气格非凡之人。李白与韩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佛教义理并不是完全摒弃的。 　　还有一种士大夫与僧人来往是为了疗治心灵的创伤，李翱就是如此。他早年力主排佛，《清停率修寺观钱状》说：“佛法害人，甚于杨、墨”，“实有蠹于生灵”。他在《去佛斋》中又说到：“故其徒也，不蚕而衣裳具，弗耕而饮食充，安居不作，役物已养己者，至于几千百万人，推是冻棵馁者几何人，可知矣。于是，筑楼殿宫阁以事之，饰土木铜铁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虽璇室、象廊、倾宫、鹿台、章华、阿房弗如也。是岂不出乎百姓之财力欤?”这些言论可见他当年是如何强烈地反对佛法，但当他仕途受阻，被贬为朗州刺史时，他却通过谒见药山禅师学习佛法，希求取得内心的平衡。 　　 　　二、求知接受心理 　　 　　有些文人接触佛教，完全是为了求知。佛教经文有些具有精彩的文学性，有些具有深奥的人生哲理，因此吸引了那些喜欢读书思考的文人。 　　中唐白居易就是这样的一位文人。白居易极好读书，他在《与元九书》提到自己少年读书的情形：“二十以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读书如此用功，以至于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嘴巴也因为读书过多而生了口疮，手肘因为写字读书而长了茧子，读到整个人都有未老先衰之态，真是令人钦佩!后来当他接触到佛法时更是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他涉猎佛经十分广泛，有《华严经》、《法华经》、《维摩经》、《首楞严三昧经》等。这表现了他学习佛教知识，不局限于某一个教派，而是广泛接受。这从他的诗歌中也可以看出来。白居易有《春晚登大云寺南楼赠常禅师》、《僧院花》等作品都写到了自己苦读佛经的情景。白居易结交僧人也十分广泛，他曾与高僧慧琳、惟宽、神凑、甄公、智常、道标、如满寂然、智如等来往，多是为了求取学问。 　　柳宗元修习佛法也是为求知所需。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闻之矣。其存于世者，独遗其书。不于其书而求之，则无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况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