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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诗集鲁拜集翻译浅析 　　摘要：四行诗集《鲁拜集》是英国文学的瑰宝，其在汉译本中，属物理学家黄克孙先生的译本影响深远。黄克孙先生的译文被称之为“衍译”。本文以黄克孙先生的译文《鲁拜集》为例，指出衍译的实质是在互文性基础上翻译和创作的结合，是译诗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诗歌翻译 鲁拜集 英国文学 　　一、《鲁拜集》译文版本概述 　　翻译界向来有“诗不可译”之说，诗歌翻译也被称为是“妥协之艺术”。但《鲁拜集》的成功是举世公认的，它就是19世纪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翻译波斯中古诗人海亚姆的四行诗集《鲁拜集》。菲茨杰拉德翻译的《鲁拜集》被郭沫若评论为是“两位时空相距三千英里之远并七百年之久的小诗人的最令人称奇的合作”。菲茨杰拉德的翻译获得巨大成功，此书成了英国文学的一部分，也成为各国争相翻译的“原本”，郭沫若、梁实秋、李霁野、孙毓棠和虞尔昌等名家都曾全译了《鲁拜集》。其中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黄克孙的七绝译本独树一帜，令人称奇。 　　《鲁拜集》的菲茨杰拉德的英译和黄克孙先生的汉译已经成了公认的译诗典范。饶有趣味的是，菲茨杰拉德的翻译和黄克孙先生的翻译都是以不忠实于原诗著称，黄克孙先生更是在译作封面标明“衍译”。何为“衍译”，翻译界至今尚无讨论。本文拟以黄克孙先生汉译的《鲁拜集》为个案，以互文性为理论基础，详细剖析诗歌衍译法，从而探索诗歌翻译的可行途径以及译诗在目的语中的接受条件。 　　二、翻译家黄克孙先生的《鲁拜集》：作诗第一 　　在很多台湾学者的眼中，可以和菲茨杰拉德英译相媲美的，是黄克孙先生的汉译《鲁拜集》。黄克孙译《鲁拜集》是在1951年间，那时他刚进研究院攻读物理，“阅读之下，心中怦然有感。”黄克孙先生在1956年由台湾启明书局正式梓行。再版时出版家苏正隆在说明里写道：黄氏天才横溢，文采斐然，译作刊行后，不知风靡了多少读者。 　　黄克孙译《鲁拜集》是个传奇，传奇之一就是他提出的“衍译”法。古往今来，中国自佛经翻译以降，译界莫不以“信”，即忠于原文为准则，稍有背逆，即遭口诛笔伐。而黄克孙先生翻译独独在其封面注明“衍译”二字，以别于一般之翻译，向“信”宣战，令人称奇。在黄克孙之前，译界尚未有人提出“衍译”之概念。黄提出该词，却不曾定义。童元方曾对之有所解释：“所谓‘衍译’，自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直译，而是离题不远、大致不差的意译。我们也许可以解释为：黄克孙先生的衍译类似于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所谓非直译、乃意译的说法，黄克孙先生未必会同意，因为黄克孙先生的衍译和一般意义上的意译也大相径庭。他认为：“菲氏的翻译也不是最忠实于原文的。他自己也承认，往往把原文加以润色。……但是，菲茨杰拉德的英译迷住了世代读者的原因很简单：菲茨杰拉德的英译写的是诗，是在英国传统文学标准上站得住的好诗。”之后又补充说：“《鲁拜集》的翻译，我的出发点是作诗第一。” 　　台湾政治大学的刘建基教授是研究《鲁拜集》的专家，他认为：“衍译”，顾名思义是“衍生其义而泽之”。简单地说，就是“翻译”加“衍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忠于原文，另一方面将原文的“语境”加以引申发挥。衍译基本上是对原文的一种再制，企图将创作与翻译两种过程融于一炉。大陆近些年对黄克孙先生翻译《鲁拜集》有所关注的有罗选民先生，他在一些高校的演讲中都谈到黄克孙先生翻译鲁拜及其“衍译”，并认为德莱顿提出的Imitation是自由翻译，如有必要，译者可以抛掉原文，这近似于“衍译”，即得其精髓，恣意发挥。。衍译并非创作，而是在互文性基础上的翻译加上创作。罗的观点和刘不谋而合，并且有所发展，提出了衍译是以互文性为基础的。 　　“互文性”一词是法国符号学家、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克里斯蒂娃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巴赫金的对话狂欢理论和复调理论中得到启发，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一个词（或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词（或文本）的再现，我们从中至少可以读到另一个词（或另一篇文本）……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换句话说，每一个文本都不是“孤岛”，各种文本都是相互联系的。1990年，哈提姆和梅森在其著作《语篇与译者》中将互文性理论正式运用到翻译研究中。他们认为：“‘互文性’为检测口译或笔译中的基本符号概念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他们对互文指涉进行了分级，并提出了互文空间的概念，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确定互文指涉在原文中的符号地位，并对如何处理这些互文指涉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黄克孙先生的衍译是以互文性为基础的，他在译诗前，必然是有许多相关的诗歌文本在眼前晃动，它们和原诗交织沟错，促使黄塑造出一个带有某种创造性的译本。比如《鲁拜集》第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