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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重构行政问责制完善路径 　　摘要：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面临着行政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机制缺失的现实困境，造成了行政问责不畅、不公、不广、不力等消极后果。为此，我们应从界定问责主体、明晰问责客体、公开问责信息和完善问责机制方面入手消除不良后果。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困境；后果；完善路径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8)03-0078-04 　　 　　自2003年“非典”期间的高官撤职。引发的第一股“问责风暴”后。行政问责制从作为应对公共危机的应急措施而步入我国政治生活到成为现代政府管理手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近年来。我国政府秉承“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执政理念。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然而在政治实践中，当前的行政问责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并造成了不良后果，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研究，探索出完善行政问责的有效路径。 　　 　　一、行政问责制之现实困境 　　 　　行政问责制涉及由谁问责、向谁问责、问责什么、怎么问责以及如何执行问责等基本问题。行政问责在我国推行的时间从2003年算起才不过四年。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却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 　　 　　(一)行政问责主体缺失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主体的局限主要体现在单一的同体问责而缺乏有效的异体问责。政治问责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我国目前启动的主要是同体问责。即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异体问责主要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从我国当前问责的实践来看。由于异体问责主体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责任追究缺乏具体规范和操作程序，我国行政问责缺乏有效的异体问责。而行政问责制重在异体问责。因为“政府的责任，首先表现为对国家权力主体的公民或代议机构负责。从根本上说，政府的一切公共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有利于公民的意志、利益和需求，都必须对公民承担责任。政府所承担的这种责任实质上是‘公仆的责任’。”当前我国问责主体缺位主要表现为：一是人大问责缺位，人大往往是政府进行问责后才介入，属于事后问责，更多的是流于形式：虽有质询制度，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却很少启动；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官员才实行。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二是公民问责缺位，我国法律中尚未建立完备的公民问责的途径，对公民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尊重都还不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对政府权力的问责。 　　 　　(二)行政问责客体不清 　　实行问责制的前提是政府职能划分明确，责任主体清晰。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仍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党政关系错综复杂，有权无责、有责无权、职能交叉重叠的现象相当普遍，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权责区分不清。当前我国问责客体不清主要表现为：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不清。目前的法律没有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权关系做明确规定。中央在向地方放权的过程中在范围上也没有明确的规定，造成了中央与地方责权不一的局面。二是部门权力边界模糊，由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全面到位，部门权力大都存在交叉。出现问题时推诿扯皮、推脱责任时有发生。三是行政首长负责制与集体决策民主集中制交叉导致的职责不清。我国宪法规定政府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拥有所辖公共事务的自由裁量权和最后决定权。同时。党内法规又规定了重大决策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用合议的集体决策方式来决定。这两种决策方式的同时存在导致了重大事故发生时。行政首长可能以集体决策的名义推卸责任。 　　 　　(三)行政问责信息缺失 　　行政信息缺乏公开透明，问责主体难以全面获取干部失责行为的信息。是当前行政问责中存在的主要障碍。现代民主政府理应是信息开放的透明政府。民众对政府行为及其握有的信息享有知情权。斯蒂格利茨就认为：政府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既然纳税人为政府信息的搜集支付了费用，那么他们就应享有公开查阅和获取的权利。任何想把公共信息据为己有的行为都无异于一种盗窃。然而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度乃至法律规定政府必须就某一事件对社会告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缺失主要表现为：一是信息管理制度、法律不完善，信息相互割裂，不成系统。政府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哪些信息必须公开。以何种方式公开。公民、法人可以查询、质询，哪些信息可以不必公开。或者在多大期限内不予公开，这些都没有相关的法律来规定。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目前公众反映最强烈的是。政府部门有着高度的“自由裁量权”。愿意公布的就公布，不愿意公布的，问了也别想知道。二是新闻报道的不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最重要手段，是要保障公民能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