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肯尼迪学院第三部门研究.docVIP

哈佛肯尼迪学院第三部门研究 　　与国内研究机构相比，哈佛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他们关注的主题更为偏重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微观层面，如非营利组织的战略规划、领导力、筹款等；二是他们的研究者和讲师有更丰富的实务经历，不少人都有过在非营利组织的从业经验 　　2010年8月至2011年2月，我作为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中心（Ash Center of Demographic Governance Innovation）的访问学者在波士顿呆了短暂的半年。 　　这半年是值得留恋的时光，摆脱了在清华学习时头绪诸多的繁杂生活，来到查尔斯河畔这个美丽、有历史感、人文氛围极浓的城市，进入到相对自主、简单而又丰富有趣的生活状态中。小小的波士顿汇集了哈佛、MIT、波士顿大学等诸多名校，这里（尤其哈佛）恐怕也是全球政、商、学精英最为集中之地，大家争相云集于此，相互交流和汲取，并陶醉于浓浓的人文和知识养分中。 　　到了波士顿，同一项目学者们的个性和偏好得到充分呈现。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安排生活与工作方式，有的重心在图书馆和各种各样的学术研讨会，有的专注于旁听课程，有的则喜欢奔赴各种社交场合或体验新英格兰地区的风土人情。在这短暂的半年中，我除了旁听一两门课程之外，也走马灯式地参加了各式各样的研讨会、社交活动和聚会（中国人圈子的聚会非常频繁），同时也围绕我当时所关注的NGO参与气候变化议题阅读了大量英文文献，访谈了几家美国的环保组织。 　　言归正传，回过头来说一说哈佛的第三部门研究。当时在哈佛肯尼迪学院有一个专门的豪泽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这个中心还有一个专门的中国项目，与不少中国学者和实务界前辈都有密切的联系。有一次我参加豪泽中心的活动，碰巧遇到庄爱玲女士演讲，才知道她正是从这里走出去而回国创办上海映绿公益事业中心的。此外王振耀、袁岳等也在肯尼迪学院接受过学位教育，相信豪泽中心对他们日后的事业也有过影响。 　　最初了解豪泽中心即给我留下两点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与国内研究机构（尤其是我所在的清华大学NGO研究所）非常不同的地方：一是他们关注的主题与我们非常不同，更为偏重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微观层面，如非营利组织的战略规划、领导力、筹款等，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等宏观层面；二是他们的研究者和讲师比我们的研究者们有更丰富的实务经历，有不少人都有过在非营利组织的从业经验，相比之下我们的老师们几乎都是从学校中直接出来任教的学院派。我想这两点不同并非说明我们的研究有多落后，而是反映了时代背景和相应的需求有多么不同。国内侧重于非营利组织相关的公共政策研究，是因为我们还处在一个思想解放、非营利组织方兴未艾、相关法律法规极其不健全的时代。事实上过去5年来，我们看到中国第三部门无论在政策环境还是在内部生态上经历了怎样一个跨越式的发展，社会创新以及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管理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研究者的视角从宏观到微观的确也代表了第三部门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回到豪泽中心，后来据我所知由于人事上的问题，该中心现已经合并到肯尼迪学院公共领导力中心，更名为豪泽公民社会研究所（Hauser Institute for Civil Society）。 　　然而豪泽中心并非哈佛第三部门研究的全部，事实上在我整个哈佛经历中，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能感受到公民社会、非营利组织这样的话语在哈佛乃至美国社会生活中处于一个多么核心的位置。在国内当我们向普通人介绍我们的研究对象时，大多数人会一脸漠然，而在哈佛似乎人人都可以就公民社会主题和你聊上几句。因此，哈佛的第三部门研究并不只在豪泽中心。肯尼迪学院的公共管理/ 国际发展硕士（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项目中有一大批学员都来自于非营利组织，Belfer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有不少学者研究国际事务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公共领导力中心的学者们也同样关心非营利组织中的领导力议题。大名鼎鼎的Robert Putnam（《使民主运转起来》和《独自打保龄》作者）、Mark Moore、Tony Saich等几位对公民社会或中国公民社会有研究的学者也在肯尼迪学院任职。在肯尼迪学院之外的政府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等多个研究机构或团体中都有人关注公民社会、非营利组织、社会创新议题，尤其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非常多，我在哈佛的半年期间参加了不少相关主题的研讨会或讲座。 　　此外，波士顿地区的其他高校如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也有第三部门研究的知名学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