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灾后重建地区农村新型社区构建路径选择.docVIP

地震灾后重建地区农村新型社区构建路径选择 　　摘要：地震灾后重建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构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效结合，应合理平衡两种制度变迁力量在推进这一过程中的互动与协作。在地震灾后重建地区存在着偏重物质性重建，社区规划建设偏离农村生产生活需求，社区文化和观念的转变迟滞等问题。在推进地震灾后农村新型社区构建过程中，需要建设以交互性文化认同、服务化基础建设、制度化扩权赋能为基准的内部支撑体系；同时，内外互通的制度流、资金流、人才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补充性支持作用，从而使雅安地震灾后重建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构建工作能够协同推进。 　　关键词：制度变迁；地震灾后重建；农村新型社区；内部支撑体系；外部支持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6；D6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4-0069-06 　　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最早提出了“社区”这一概念，主要指“由自然意志占支配地位的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生命体”[1]，是一种较原始或天然的人类社群状态，难以被再造或重建。与其意见相左，英国社会学家R?麦基弗（Robert M. Maclver）则认为社区是可以被有意识地建构出来，社区的目的就在于实现共同的“善”或公共利益[2]。农村新型社区构建作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变迁的重要制度创新，是一个不断探索与演进的过程。尤其是在地震灾后重建地区，伴随着地震带来的人员伤亡与基础设施破坏，面对地震灾区物质损失与心灵创伤的双重考验，不断推进基层公共服务完善和新型农村社区建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农村新型社区是指在农村地区，以社区过程建设规划为指引、以实现社区共同利益为宗旨，以互助合作、信赖支持为主要特征，村社生产、生活方式协同发展，具有社区公共服务和综合管理功能的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新型农村社区构建可以实现灾后农村社区功能性集成与服务性优化，促进受灾农户间的互助与合作，从而达到凝聚社区意识、增进农村社会和谐的总要求。 　　一、制度变迁理论发展 　　基于人具有趋利性的“经济人”假设，制度变迁理论在方法论上强调成本―收益与均衡变迁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即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每个团体或个人都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以选择对己最有利的制度变迁路径。因而，在制度的供求演变中，由于所处环境条件的变动或自身理性水平的提升，人们会不断衍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以实现自身预期收益的增加。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对制度变迁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构建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模型：在初始时制度属于均衡状态，伴随着外部性、规模经济性、风险成本变动引发的潜在收益增加，使得制度变迁中收益大于成本，初始的制度均衡状态被打破；进而，制度的非均衡又会引发新的制度变迁以形成新的均衡[3]。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主要涵盖“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二者构成了制度变迁的行动主体。可依据充当初级行动团体的主体的不同将制度变迁区分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即个人或团体在新制度获利机会的诱导下，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诱致性制度变迁；“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即政府充当初级行动团体，以命令、法律形式导入和实施的制度变迁，又称强制性制度变迁[4]。 　　二、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灾后重建地区社区建设需求分析 　　从一定程度上讲，在村民自治的语境下，地震灾后重建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构建主要发端于村民的自主需要诉求。在地震灾后重建中，个体化进行的复建过程成本过高，其利益损失急需补偿性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需要建设以互助合作、信赖支持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农村社区，新型农村社区构建具有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同时，由于地震灾后重建地区生产、生活遭受重创，个人或团体自身行动能力有限，自发性制度演进必然导致制度供给的匮乏。这就一定程度上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补充性制度供给，以推进灾后重建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构建。因而，地震灾后重建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构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效结合，要合理平衡两种制度变迁力量在推进这一进程中的互动与协作。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旨在构建与社会分化、开放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促进农村社区内部的融合，也是为了推进城乡及整个社会的一体化进程，实现社会团结与融合[5]。 　　三、雅安地震灾后重建地区社区建设现状 　　（一）偏重物质性重建 　　据雅安市人民政府统计显示，在2013年芦山“4?20”地震中，雅安全市农村住房倒塌1181万余间，涉及农户33 745户，2427万余间严重受损，涉及农户69 368户[6]。为了尽快恢复地震灾区农民的生产生活，灾后村社各项重建规划与项目实施均以物质性设施建设为重点，重硬件而轻软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