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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道德评价和价值评价的矛盾问题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般说来，在历史的评价中，选用最佳的使道德与价值的评价综合统一的方法来评价历史问题，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和公正的评价来。那么，道德评价如何？价值评价如何？它们如何统一？这是摆在我们修史工作者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道德评价 　　道德是协调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它反映在个人的品德和修养上，是一种靠自觉和信念维系的社会力量。我国传统的历史科学，非常重视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因为古代的历史学家把“彰善戒恶”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目的。要进行道德教育，首先要进行道德评价，分出善恶来，然后提倡和学习“善”的，鞭挞和惩戒“恶”的。《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以及历代史书中的“论”、“赞”、“评”等，就都把道德和评价放在首位。道德的评价，一般都很重视个人的品行和修养，而比较忽视社会道德的建设和影响，这是中国传统史学评价的特点。比如评价一个官吏，总是先看他生活是否简朴，作风是否廉洁。对“家无余财”、“死无余资”、“遗无所受”的官吏，不管其政绩如何，总是给予很高的评价。象东汉时的南阳太守羊续，镇压农民起义有功，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清廉，“敝衣薄食，车马赢败”（《后汉书?羊续列传》），他的儿子和妻子来看望，竟以无物可以招待，闭门不见。羊续一贯被认为是有名的清官，可为了表示自己的清廉，作出这种不近情理的事，显然就太过分了。对于武将，很重视评价其死守不屈的气节，象西汉时“啮雪苦节”的苏武，南宋“留取丹心照汗清”的文天祥，明末英勇殉国的史可法等，一直成为后世歌颂的不屈英雄。虽然他们都很有气节，但结局都是悲剧（苏武“发须尽白”时回国），从事业上看他们虽然都是失败者，但从道德上评价，他们又是崇高的道德规范的实践者。所以强调道德标准的历史学家，都给他们以高的评价，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对于那些个人的道德修养不高，而对社会道德的建设却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的历史人物，历史学家的评价相对来说却比较低。比如南唐皇帝李煜，他溺信佛教，酷嗜文艺，荒于朝政，亡国时既未殉国，也没有英勇反抗，作了俘虏。作为一皇帝，是很没有气节的了。但是他作了亡国之君后，写的一些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的关于怀念故国，忧国忧民的诗词，对后世保家卫国、不作亡国之奴的爱国主义教育，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即使从道德标准来评价，对于李煜这样的人物，也不应一概加以抹煞。 　　道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阶级社会还是一阶级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阶级中，道德的评价标准并不一样，这就为历史的评价带来了矛盾和困难。一个时代或一个阶级认为是道德的事，在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阶级却可能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比如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这在封建社会被看成是“叛逆”，是最大的不道德的事，在现在来看，因为时代不同了，却是最大的革命和正义的行动。如此等等。这是进行道德评价中经常遇到的和不可避免的问题。 　　二、价值评价 　　价值是一种社会的需要，凡是能满足一定社会需要的行为，就会产生价值。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它对人类提出了什么样的需求，人们对这种需求又采取什么态度，是尽量给予满足还是回避和拒绝，是价值评价的主要标准。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前进的，在前进的过程中虽然有曲折，有时甚至还有倒退，但进步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的价值，要看它在总的效用上，是促进了历史的进步，满足了社会的需求，还是阻碍和破坏了历史的前进，拒绝了社会的需求。如果它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就有历史的价值；如果它妨碍了社会的前进，就没有历史的价值，反而成为历史的反动。 　　历史的价值评价不但要看当时当地的影响和作用，还要看对后世以及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影响，因为有时在某个时期或某一个地方起积极作用的东西，在整体或者另一个时期则可能会起消极的影响，它们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从当时来说，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国家的统一，这种作法虽然过于残暴和极端，但从客观的效果看，对国家的统一却起了积极的作用。可是“焚书坑儒”这一事件，从长远来说，消极作用却很明显。“焚书”的结果，使祖国的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从此绝了迹，这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显然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坑儒”虽然只涉及460多人，从知识分子来说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它却开创了对不满现实统治的知识分子用残酷手段加以镇压的先河，为以后历代统治者镇压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榜样，这无疑对以后我国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起了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可见在价值的评价中发生矛盾，这是历史评价中常见的现象。 　　怎么样克服价值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