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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下去与提上来的辩证学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史（1900―1949），孟航，人民出版社，2011 　　无可否认，几乎对于每一门学科而言，其发展都至少会从这样两方面去着手和用力，一方面是对新的研究对象和问题的不断关注与探讨，以此累积更多关于这一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对该学科以往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回顾，即所谓学科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对此学科先前已有的知识、理论和方法的积累有一种尽可能清楚和完整的理解与认识，并以此为基础来定位、计划和展望未来的研究。因此，学科史的研究丝毫没有理由被忽略和轻视，而且在一定时期这种研究还会显得格外紧迫和重要。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史（1900―1949）》是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学科史新近的研究之一。作者试图打破这三种学科分科写史的成例，将此三者交织融合在一起来重新考察它们的历史。他在文化传播与行动者的关系，社会与行动者的关系两种理论假设之下，集中论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如何传入中国，以及中国学者如何发挥自身主动性将这些学科本土化的问题，并以此分析为基础提出他的“意化理论”。从研究主题可以看出，作者已经关注到了中国学者作为主体在对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制度背景、人际关系等因素所产生的多层面互动，这无疑是关乎学科史的重要研究命题。 　　作者将三门学科合起来进行学科史研究的原因是，无论在西方语境还是中国情境下都存在此三者相互交织的历史事实。因此他这样做的初衷是有益的，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些学科因为各自名称的不同而产生的围绕名称的“无意义”的纠缠和争论。但是如若再稍做一些思考或许就会发现，学科分工的不断细化尽管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跨学科的交流与互动往往作为一种多向的动态过程随之而发生，然而这样的跨学科似乎还未到彻底动摇各门学科研究者对本学科的学术认同的程度，况且这种认同又常常与跨学科的合作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恰恰相反，它对于学科的发展可以提供一种催动（齐钊：《本土研究与自我反思――读〈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民俗研究》2010年第4期，第259页）。 　　那么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是否意味着单一学科的学科史写作就显得没有了必要？或言之，几乎大多数的学科因为与别的学科有所交叉而只能有和其他学科合在一起考察学科史的选择与可能吗？因此，如何来重新思考和探讨单一学科史与多学科的交织混合史的写作问题将显得格外重要，同时这也是学科史研究所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书名来看，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本书应该是专门来探讨和分析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历史的，而且由于将三门学科交织联系起来一起论述，就又会让人对本书内容的丰富性与新颖性多了一份期待。实际上，通读全书我们也会发现作者确实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譬如，作者在整本书中主要是选取“社区研究”和“功能主义”作为主线，同时以吴文藻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研究，以及与他们曾经发生联系的学术机构为考察对象来对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历史进行梳理和分析。尽管在个别地方还会提及一些其他的学者和研究。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作者是用将“社区研究”和“功能主义”结合起来的这些学者及其与学术机构、政治、社会、文化等的多维关系的历史来代表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历史的。 　　这种用个别代表整体的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合适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诚然，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主要平台的社区研究和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确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培养和造就了不少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者，而且也在国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此三门学科发展历史的回顾和考察，会充分呈现出除此之外还颇为丰富与多样的其他研究传统和学术特色，这些也都无可置疑的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与组成部分。 　　对于这些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国内既有的研究曾经有过专门的关注和讨论，比如，颇具影响的一种看法就认为早期中国人类学是有着南北两派的划分的，在此之外，后来还补充了华西学派这一论说，我曾对这种似乎已成共识的看法做过专门的学术谱系的梳理，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齐钊：《且莫轻言学派终结――兼与〈中国社会学史上的“燕京学派”〉一文作者商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18日总第215期，第17版；齐钊：《探究与理解中国社会――1925―1951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的再分析》，中国农业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4页；齐钊：《个人心史与学派历史勾连的困境与张力――评〈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第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