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制度的伦理底蕴.docVIP

三、传统制度的伦理底蕴 摘要： 关键词：制度 伦理 价值 合理性 稳定性 作者：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伦理既是制度确立的出发点，又是为制度辩护的工具性手段。在一个专制的阶级社会里，制度的合法性成为统治得以进行的关键所在。它不同于现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政治制度、政府体制和公共权力的性质，因为现代中国的政治活动，由于其非剥削阶级统治的性质，所以不存在谋求制度合法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在政治活动和公共行政中恢复其根本性质的问题。在专制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正是由于其剥削阶级统治本身的不合法性，所以谋求制度的合法性，便成为首要问题。伦理便充当了这一种谋求结果的工具性手段。正如韦伯所言，“合法性就是人们对享有权威的人的地位的承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41]伦理为制度奠基向制度过渡的同时，伦理也就在为制度进行辩护，制度也在寻求这种辩护，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伦理既是信仰、精神的化身，又是与制度共生的、具有双重功能的权威工具，它不产生于制度，在制度之外，正好为制度的权威立论；同时，它与制度相容，既可以强化，又可以软调节，正好又可以为制度辩护。传统的伦理为制度辩护正好就是围绕等级权威而展开的，它在价值合理性、德性抉择的优先性和伦理结构的连续性等三方面谋求传统伦理与制度共生的统治模式。 （一）制度的伦理价值合理性 在中国封建专制的社会里，制度的价值合理性首先是以伦理的工具性来强化 对权威的信仰而获得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种价值合理性不在于制度本身的公正可言性，而在于对合法性的信仰打造。这种打造是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的： 1、以仁义道德的价值为至善目标 在传统伦理与制度同构同化史上，伦理在制度中的价值优先作用一开始便被 充分地关注起来，它既被当作了制度立法的渊源，又是制度设计和运作竭力追求的终极价值，并以此作为制度合法正当性的理论辩护。这种辩护首先便是从立“至善”之人发端的。人是在社会结构要素中运行的人，因此人既是伦理的人，也是制度的人。从理论上来讲，这种伦理与制度共同的属人性，构成了辩护成立的中介物。从传统儒家文化中，不难发现，人首先是伦理的人，如果没有伦理对人定位，人便立不起来。从人往上追溯，仁义道德被赋予了带宗教色彩的天佑性质，然后从天往下通贯，用天走向人化的方式，把人具有上天之伦理质性作为超然的终极价值追求，即“天人合一。”这样，带有上天权威的宗教化儒家伦理，一方面使个人致力于明德慎行，修身养性的道德修养之路；另一方面，作为群体而言，伦理的约束性便自然地要走向畏惧“天遣”、与政治结合的刚性化道路。具体而言，这种“立人”，是从三个方面着手的：一是人伦关系的定位。儒家伦理以“仁礼”结构去定位人，把人的伦理关系的伦理属性置于天地之间，从而通过伦理把人立于天地世间，并由此而认定上天的伦理关系及其等级定位是立己、修身、治国之本；二是人性论进一步强化人的伦理规定性。儒家伦理文化中，对人性虽有善恶之分，但有一个隐含的命题即人性有善端，性恶善伪，从而进一步把人固定在伦理位置上，使人的规定性走向了单一的伦理规定性；三是人的伦理属性扩充，走内圣外王之道。由人的伦理性即“何为人”扩展为“如何做人”时，人的个人心性修养和人性的“不忍人之心”便成为修身之途和治国立政之源，因此通达于个人则为“大丈夫”，显扬为王则是“不忍人之政”。 其次，以对仁义道德价值的追求，去塑造“至善”的制度。由上可见，伦理 “立人”的定位，贯通了天人关系，类推下去，则把“人、家、国”三者构架在了伦理主线之上，从而也就把伦理与制度关联起来，以伦理说制度。如前所说，专制的政府，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这种专制的合理性。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成为了首要的家国大事。这种以国君为“有国者”垄断着国家一切财富的所有权和分配权的专制性权力制度，对其辩护一直是秉从从伦理出发强化信仰，尤其是政治信仰的思路进行的。 政治信仰是对政治合理性的最终价值认同，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这种认同是 以伦理的善恶评价与政治评价混合为道德价值取向的。如果单纯从信仰而言，它是一种宗教精神，是人们对理性的一种“预设定论”。这种预设定论在生活中却完全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化过程，而政治信仰则完全是一个权力运作的政治化过程。其伦理属人属天的先在性和超然价值追求，是传统中国社会里除暴力手段以外，树立和诠说专制的理论主创力。它通过把帝王本身偶像化、神圣化而成为政治信仰体系的中枢。立人之本原本就是要先立君，由此君王便成为了伦理至善塑造的核心。历代所宣扬的“敬德保天，以德配天”，其实质就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三纲五常”的终极化身，其人间信仰的真实本质是血缘伦理关系。尤其到董仲舒更是把天地阴阳与人的社会政治地位比附起来，认为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从而把社会中人的不同政治身份和人伦关系获得天经地义的神学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