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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供给诱导需求药品资源配置扭曲程度测算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后，医院领域的市场化促进了医疗卫生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高新技术的运用，医疗质量不断提高，但是于此带来的是医疗费用的异常高速增长和低收入人群医疗可及性的下降，据统计，从1995到2006年，我国综合医院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从39.9元攀升到128.7元，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从1667.8元攀升到4668.9元，十一年间增长三倍多，远远超出了GDP的增长速度。关于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国内理论界乃至大众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为，是医药不分产生了“医药养医”，最终导致我国医疗费用大幅上涨，那么以药养医的危害有多大，对社会资源配置扭曲程度又是如何呢？本文主要从供给诱导需求的角度测算药品资源扭曲程度，并分析在医院改革中推行医药分开是否能够解决医院目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药品价格攀升、过度医疗等问题。 　　关键词：供给诱导 药品资源配置 扭曲程度 　　一、药品资源配置扭曲程度测算 　　自Arrow（1963）年首次提出卫生经济领域的不确定性问题后，不少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医疗服务领域的经济学特征，得出的普遍结论是，在医疗市场中，由于医生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所拥有的医疗信息要比患者充分，两者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由于没有对供方施加有效的激励约束，极易发生供给诱导需求行为。 　　现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测算药品资源配置扭曲程度。 　　（一）模型假定 　　假设疾病等分布在长度为1的线段上，每个患者以等概率患任何病症。假设在线段的两端各有一种药品，分别记为L（表示便宜药）和H（表示贵药），相应的价格为Pl和Ph，假设他们的生产成本相同，都为C，用x表示患者病症到L的距离。在这里我们关心药品匹配问题，暂时不考虑不治之症。 　　假设消费者在健康状态下的效用为。如果患病，没有治疗，则其效用下降为。但是，如果患者寻求治疗，则其治疗之后的效用定义如下：假设其所患病症，而其所吃的药品为，两者差异，表示药不对症为患者所带来的效用损失，其中考虑到药品的特殊性，药不对症的副效用应该是非线性的，但为了计算方便，我们不妨假设 ，此处为药不对症副效用的参数。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患者的效用函数，。 　　当患者感到身体不适（有某种信号）时，他们不清楚自己的病症到底是什么，对应到模型中，就是他们不知道位于之间的哪个位置。相对而言，医生具有专业知识，能观察到病人的症状。为简化分析，先假设患者完全不具有专业技能，而医生则准确地知道患者的病症。根据现行政策，医院可以从药厂的销售中获得15%的利润提成。如果医院将这种激励机制实施到每位医生，那么医生在开药时也能获得利润提成。为了分析医生的行为，关键是要刻画医生的效用函数，不妨将其假设为，其中，第一项代表从药厂利润中的提成，为政策规定的外生参数。第二项表示医生由于不能给患者开具最具匹配的药品而遭受的损失，表示当医生诊断患者的病症为x时对应的最匹配的药品；而y则表示医生实际给患者开具的药品。 　　显然，合理的假设是.对此可以解释如下：他代表了医生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感。此时我们可以认为，越大，由于没能给患者开具最匹配的药品而承受的心理负罪感越大，即医生的道德感越强。另外，还可解释为，由于药品使用不合理带来的医患纠纷。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其中，表示纠纷发生且医院败诉的概率，而则表示败诉时医院需要向患者赔偿额度。显然，误诊偏差越大，医院败诉的可能性越大，赔偿也可能越大，即 ，。 　　在讨论诱导需求之前，我们先考察社会最优配置。由模型设定，两种药品成本相同，而价格只是起到了社会福利在消费者与医生和厂家之间的转移作用。按照社会最优要求，当消费者所患病症为时，医生应该出具便宜药L，而当时，则出具贵药H。 　　现在，我们考虑实际情况，其中患者不知道自己的病症， 　　而医生具有完全信息。同时，患者是单纯的（Naive）完全相信医生的诊断，并根据药方买药。很显然，只有当，如果医生开具处方L，则其所得收益为，而若开具处方为H，则，故其所得净效用为；这样，令可得唯一的，使得医生对任何开具处方L，而对任何则开具处方H。 　　由于消费者以等概率患任何病症，故与社会最优相比，诱导需求导致药品资源配置扭曲的概率就等于。假定患者是单纯的，那么诱导需求导致的药品资源配置扭曲程度为 。 　　二、结论及建议 　　从第二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医生与患者的信息不对称，为医疗的供给诱导需求提供了可能性，药品资源配置扭曲程度随医生从药品销售价值中的抽成比例以及基本药物和新药的价格差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医生的道德感或者医疗诉讼可能性而下降。医生的这一行为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患者福利的损失，同时也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 　　要改变这种状况，惟有切断医生与药品之间的利益纽带，使医生不能从药品销售中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