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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任视角高校教师隐性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以湖南省内7所普通高校教师隐性知识共享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基于信任理论分析框架，以信任关系为中介变量，提出高校教师隐性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研究模型。研究表明，高校教师的情感信任、认知信任和制度信任对高校教师隐性知识共享都具有积极影响；而高校教师的个人品质、能力、关联强度、竞争程度、组织沟通、组织公平等又是影响高校教师信任关系的前因变量。 　　关键词：高校教师；隐性知识共享；信任关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高校教师的隐性知识是一种无意识的、直觉的“默会知识”，主要包括认知、特殊技能、个人专长、教学经验、学术研究心得、直觉、预感、观念等，它是高校教师知识的重要组织部分，深刻反映了高校教师在专业方面的成熟度。[1]从有关研究成果来看，高校教师的隐性知识具有数量多、层次高的特点。[2]如果能够将其进行共享，可以进一步激发高校教师的知识创新能力，推进高校实现持续知识创新，对于正在或试图实施知识管理的高校来说，教师隐性知识的共享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高校教师对于隐性知识的共享表现得并不积极。为什么高校教师隐性知识共享行为难以出现？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变量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影响高校教师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的？本文基于信任分析视角，以高校教师信任关系为中介变量，探讨高校组织背景下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因素，以期能为丰富知识管理文献做出贡献。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高校教师信任关系与隐性知识共享 　　在高校教师知识共享的过程中，知识供给方对接受方的信任，可以概念化为情感信任、认知信任和制度信任三个维度，它们分别建立于情感、认知和制度的基础上。[3]Hansen(1999)发现，高校教师个人关系越密切，越容易发生隐性知识的转移。Nonaka和Takeuchi(1995)认为，在具有密切关系的个体之间，人们倾向于采取有益于对方的行为。他们对日本企业的研究发现，在组织情景下，个人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彼此共享隐性知识。[4] 　　认知信任对知识供给方的共享决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谢荷锋则(2007）认为，供给方对接受方的认知信任，有助于产生一种说服效应，使供给方相信与对方共享知识，不会带来知识误用风险，对方也不会利用自己的共享行为进行投机，从而有助于降低个人进行知识共享的戒备心理，减少不必要的防御性行为。[5] 　　制度信任对于促进知识共享，特别是在共享双方彼此并不熟悉的情况下，如报告会、交流会以及填写知识库等，具有重要的影响(Disterer,2001)。组织制度对于个人知识共享行为的认可，不仅有利于提高个人的知识共享意愿，而且有利于提高共享者对共享对象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而且相对于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制度信任对于促进企业内知识共享，更具一般性的意义。这样，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如下假设： 　　H1：在高校教师知识共享中，供给方情感信任水平越高，对隐性知识共享越积极； 　　H2：在高校教师知识共享中，供给方认知信任水平越高，对隐性知识共享越积极； 　　H3：在高校教师知识共享中，供给方制度信任水平越高，对隐性知识共享越积极。 　　（二）高校教师个人品质与信任关系 　　在已有的研究中，品质被认为是个体是否可信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对高校教师关于人际信任的研究发现，在受信方的个人品质中，“善良”和“正直”通常被认为是影响其可信性的关键。MayerDavis(1999)认为，受信教师的“善良”品质，对于施信教师来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6]在关于信任的前因研究中，“正直”的品质被认为可以增加受信方的可靠性和可信性。McAllister(2005)发现，在高等院校组织环境下，对他人的关注和关心，而不是强调自我利益，是发展个人情感信任的关键。[7]这种利他主义行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个人的优良品质，它成为情感信任发展的基础。而且，随着双方认知程度的加深，还会进一步使共享者认为对方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提高个人对知识共享决策安全性的评价。于是，我们可以假设： 　　H4：在高校教师隐性知识共享中，接受方的个人品质对情感信任具有积极影响； 　　H5：在高校教师隐性知识共享中，接受方的个人品质对认知信任具有积极影响。 　　（三）高校教师个人能力与信任关系 　　由于较强的个人能力可以增加高校教师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可靠性和成功率，因此，许多文献将能力作为影响个人可信性的重要标尺。[8]大量的文献研究表明，接受方的知识吸收能力和保持能力，对于知识转移的成功率，具有重要的影响。[9]从这个方面来说，接受方的能力，会影响供给方对其在知识转移风险控制，以及知识转移效率方面的信心。因此，在知识共享中，具有较强能力的高校教师，较易获取供给方更高的信任。供给方通过观察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