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生育率的艰难爬升.docVIP

欧洲生育率的艰难爬升 　　伊丽莎白?芬奇的第二个宝宝即将出生，对于是否会选择生育第三个甚至更多孩子的问题，她连连摆手，表示两个已经足够。伊丽莎白?芬奇的选择代表了现在英国绝大多数中产家庭的生育态度，这一选择与他们的父辈及祖辈截然不同。 　　伊丽莎白的父亲是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家中共有6名兄弟姐妹。二战后的国家整体萧条，使“婴儿潮一代”的生活相较清苦，生活的压力和个人主义价值观觉醒影响了这代人的生育观，于是和伊丽莎白一样，英国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很多人是独生子女。 　　对于现在生育两个孩子的决定，伊丽莎白表示：“这是将宝宝数量与父母拥有的精力、金钱进行匹配后的理性决定。” 　　不同年代的生育选择，受到国家政策、社会环境、个体意识觉醒等多个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更直观的反映是英国乃至欧洲大陆的生育率变化。数据显示，英国的生育率在1964年达到了2.93的峰值，之后一路下降到1977年的1.69。到2005年为1.76，中间一直处于波动状态，此后缓慢爬升至2010年的1.92，最新数据为2017年的1.88。 　　欧洲多个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波动，部分国家的生育率甚至长期处于1.3-1.4的水平。在经过多项政策刺激后，即使瑞典和法国被视为欧洲的生育“高地”，生育率的峰值分别只有1.98和2.0。虽然仍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但已高于中国。 　　低生育率一度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最大危机，这种担忧促使世界上最早的家庭政策、生育政策于20世纪70年代发迹于欧洲。 　　欧洲的人口结构并未受到过外力的强行干扰，即便如此，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社会学家对欧洲国家生育率的强势逆转均不抱希望。统计数据显示，多项政策叠加，欧洲多国的生育率呈现出的仍是极为缓慢的爬升、徘徊不前。对它们来说，现在不再下降的数字已足够令人惊喜。 　　“社会政策也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仍然不够。”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弗兰塞斯科?比拉里表示。 低生育率陷阱 　　持续的低生育率和极低生育率被视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人口的主要特点。 　　20世纪70年代，西欧和北欧的生育率率先跌破更替水平，下降至1.65，南欧生育率则下降至1.42。其中，德国、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的生育率甚至曾下降至1.3及以下。 　　注意到这种现象的人口学者试图从后现代化欧洲国家的社会机构、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变化，阐释导致欧洲低生育率的深层原因，并将这一变化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变”。 　　这一转变与发生在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第一次人口转变”，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变化的机理方面都有很大不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社会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对世界多个国家未来人口的走向及发展预测均具有借鉴意义。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范德卡凭借这一理论的提出获得了国际人口科学联盟的最高荣誉奖“国际人口科学联盟桂冠”。 　　在范德卡看来，在欧洲，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结婚和生育显著推迟为特征的新生育机制已然形成，这期间两性关系更加趋于平等，育龄推迟、生育意愿降低、终生不育者增多。而人们生育孩子不仅仅考虑物质条件，还需要兼顾自我实现、个人权利、教育提升等复杂多样的非物质因素。 　　上述因素综合起来主要表现为，人们为了追求个人的快乐和价值实现。不想让孩子和家庭成为负担；环境污染给人类的生存带来许多越来越难以预计的威胁，使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同样影响了他们的生育选择。此外，高福利的国家制度为每个人提供了涵盖整个生命周期的安全网，加之个人收入水平的增高，人们的需求层次普遍得到提升。而个人价值观的改变导致了个体社会行为的改变，并引起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出现就是欧洲社会这种结构性变革的结果。 　　伊丽莎白的父亲身处“第二次人口转变”期中，对于当时的生育抉择，这位63岁的英国老人表示：“小时候，我的父母没有提供给我优渥的生活，我不想让伊丽莎白陷入我曾经经历过的生活困境，我想尽最大可能为她提供优质的成长和教育环境，而过多的子女数量显然会对我的这一设想及家庭的生活品质带来影响。” 　　提高个人生活品质、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观念在英国根深蒂固。对此，英国社会学者何越举例称，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英国父母现在会倾向于将孩子送去免费的公立学校，省下的钱则用来度假，“孩子数量增多，度假费用也会水涨船高，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少生或不生”。 　　这一状况带来了“低生育率陷阱”假说，即生育率一旦降到很低的水平，比如1.5以下，低生育率机制就会形成，以后很难逆转。 　　其中的逻辑链条为，因为人口的负增长惯性，潜在母亲数量的减少将导致出生人数的减少，年轻一代受父辈低生育率的影响而降低生育意愿，相对收入的减少也会限制生育。如果不采取政策干预，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造成出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