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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育公共性大学自治权结构探讨 　　[摘要]教育公共性不仅要求教育能够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要求教育满足社会个体需要。大学自治权伴随大学的产生而出现，国家在充分保障大学自主权利的同时，应当通过对教育的适当介入，保证教育服务社会公共利益和满足个体需要。应当运用权力制衡原理，构建有利于维护教育公共性的大学自治权结构。 　　[关键词]教育公共性大学自治权结构制衡 　　[作者]李斯令，宁波大学校办秘书、助教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的出台，各界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呼吁越发高涨，大学自治、大学自治权的研究日渐受到重视。笔者认为，大学自治权的探讨，应当以遵循教育的公共性为基本原则。但一直以来，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国内对教育公共性的理解存有偏差，本文试图在对教育公共性及大学自治权内涵及其关系做全面阐述后，运用权力制衡原理，探讨如何建立基于教育公共性的大学自治权结构。 　　 　　一、教育公共性与大学自治权的内涵 　　 　　1、教育公共性的内涵。 　　现代教育是政府向社会成员提供的可以为每个社会成员消费的基本的教育服务的总称，它是政府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和运筹教育资源，以实现广大国民教育福利的一项社会活动。教育公共性指的是教育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以及社会资源的使用，影响社会成员共同的必要利益，其共同消费和利用的可能性开放给全体成员，其结果为全体社会成员得以共享的性质。张维平认为，教育的公共性是指教育事业的过程和结果具有社会影响，其含义是：教育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奠基石；个人的发展必然影响社会的发展；从事教育工作是对社会发展做贡献。教育的公共性应当表现为两个方面，它既能使社会受益、又能使个人获利，二者缺一都将偏离对教育公共性的正确理解。 　　然而，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系统被长期定位为计划体制的一部分，国内对教育公共性的理解更多地强调教育管理如何实现国家的教育目标，在教育管理中存在重权力轻权利、重秩序轻自由的倾向。20世纪80年来以来发起的全球范围内的教育改革运动，促使教育的公共性理念在制度层面和功能层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的出台，各界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呼吁越发高涨；加之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领域，高校办学自主权得以不断扩大，学生受教育权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基于此，笔者认为，对教育公共性的正确理解，需要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与保障个人合法权益之间寻求一个科学合理的结合点。 　　 　　2、大学自治与大学自治权的内涵。 　　大学自治与大学自治权是一对有联系但又有所不同的两个概念，大学自治是一种理念和制度，而大学自治权则是一种权力。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作为一个团体享有不受政府、教会以及其它官方和非官方任何团体和任何个人干预的自由和权力，是大学成员以大学这个团体的代表资格而非以个人的资格来决定大学自身的管理。大学自治权是免于政府、教会或其他任何社会法人机构控制和干预的权利，它体现一种对学校各方面事务进行自主治理的权力。大学自治显然是一个西方概念，引入国内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国家提出“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治权之后”。有学者认为国内只存在“高校办学自主权”，不存在“自治权”，认为我国受教育体制的限制没有“自治权”可言。笔者对此不予认同。大学自治和大学自治权的概念都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办学自主权”与“大学自治权”两者应该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能说我们的自主权还是较为初级的自治权，为了表明笔者这一立场，本文统一使用“大学自治权”来进行论述。 　　一般认为，大学自治权有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分。学术权力是高校作为研究高深学问场所固有的权利，主要源于其专业和学术能力，它是一种从权利发展而来的权力；行政权力则是高校为实现其组织目标，依照法律或章程的规定所享有的管理职权，主要来源于行政职务和组织，它是一种通过法律授权获得的权力。可见，作为大学自治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来源、范围、性质等各方面均存在重大差别。大学自治的本质决定了高校应当以学术权力为中心，行政权力应该服务于学术权力。 　　 　　二、教育公共性与大学自治权的内在联系 　　 　　教育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个体受教育的需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教育已经成为满足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服务活动。各国无不对教育极为重视并日益增加投入，而各国教育也都在不同程度地遵循服务于公共需要的基本原则。大学由于其研究高深学问的特殊性，从产生开始，自治权就伴随而生，但教育由于其服务公共利益的需要，又不能完全由私人来筹资举办，政府必然地要参与到筹资或经营中来。因此，自主性和公共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