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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绩效评价收入满意度实证研究 　　[摘要]收入满意度是指公众在一定时期内，对个人收入的主观感受与预期的理想状态的比较评价。对2007年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121个县(市、区)公众收入满意度的调查表明，简单化的公众收入增加政策对增进公众的收入满意度、促使公共政策效用最大化已变得并不足够，提升我国地方政府绩效，应重视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关注地方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社会分化等问题，保持地方和谐发展。 　　[关键词]政府绩效；收入；收入满意度；广东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8)04－0585－07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说明 　　 　　收入是经济社会最为重要的客观参数。作为主观范畴，所谓收入满意度是指公众在一定时期内，对个人收入的主观感受与预期的理想状态的比较评价，它是社情民意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政府绩效及公共政策的角度，研究收入与收入满意度关系的意义在于：一般情形下，随收入增加，收入满意度随之提升，但“边际满意度”减少，一直到出现拐点，收入增加未必带来满意度增加。由于收入是资源、劳动、公共服务投入的结果，这样就促成政府绩效及公共政策效用最大化，推动经济发展、增加人们收入已变得并不足够。事实上，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对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更加如此，面对发展过程中诸如资源、环境、社会分化等系列问题，如何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达成和谐发展，是提高政府绩效的基本路径。 　　对于收入满意度，学术界已有广泛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公众的生活质量评价。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Bauer等人将研究推向深入，他们以微观经济学效用理论为武器，利用抽样调查及统计分析手段，将满意度研究由物质评价体系上升至主观评价体系。根植于古典经济学“最大化幸福”原理，国内外研究大都将收入满意度的概念外延至“幸福”的高度，被定义为效用的幸福或快乐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 　　收入与幸福的关系是永恒的课题。Easterlin(2001)、Oswald(2002)对此有过深入的研究，涉及的命题并不新鲜：“同一时间，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幸福吗”，“随时间推移，收入增加可带来更多幸福吗”，“富国居民比穷国居民幸福吗”，等等。国内同类研究文献近些年逐渐增多。田国强等构建了规范的理论模型：在幸福一收入中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罗文英将2004年在上海地区的调查数据与德国1984～200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收入满足度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结论是：随收入增加，收入的满足度效应由大变小直至负值，这样，“政府工作的目标是提高国民的幸福程度”。更实证的个案，如央行的调查显示：2005年我国职工工资平均上涨了14％，但居民收入满意度却在下降；2005年，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公布针对广州居民的调查结果称，“收入差距”是最不满意的经济指标，不满意度达53.6％；而傅红春等2006年通过调查发现上海居民收入满足度下降的原因：“以房产价格高为代表的家庭生活成本高；以教育费用高为代表的家庭发展成本高；以就业压力大为代表的家庭预期收入低”；不过，由于缺乏大范围较为系统的调查，对于收入满意度“拐点”值的估算，尚不见有说服力的成果。 　　 　　2007年11月13日，《新快报》独家公布了由独立第三方完成的“2007广东省市、县两级政府整体绩效指数研究红皮书”，被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等主流媒体称之为“破冰之举”。研究以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保护生态环境、节约政府成本与实现公众满意为领域层，利用50个指标，对广东全省地市、县两级政府整体绩效进行年度评价，其中收入满意度作为10项公众满意度调查指标之一构成政府整体绩效指数的评价因子。根据实施技术方案，调查覆盖全省16－70岁常住人口，有效样本23 777个。访问以定点拦截为主(67％)，电话访问为辅(33％)，实施时间为2007年4－5月。本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此项调研。 　　 　　二、2007年广东公众收入满意度评价结果 　　 　　(一)基本结果 　　调查问卷经SPSS统计，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121个县(市、区)的结果如表1。结果表明，收入满意度评价得分均值为5.06，略高于中位数。从地方政府绩效的角度，研究由第三方组织，考虑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集聚的矛盾和冲突，加上收入涉及公众切身利益，评价存在所谓“自动走低”的“骨牌效应”，但即使如此，整体评价趋于正面。尤其是中山、深圳、珠海、广州、东莞等市得分领先，从一个侧面说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