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人间佛教价值逻辑与神圣性重塑.docVIP

論當代中國人間佛教的價值邏輯和神聖性重塑 梁勝興 “人間佛教”由太虛大師(1889-1947)以“人生佛教”的概念所首倡，經過印順大師(1906-2005)、趙朴初先生(1907--2006)等後繼者進一步推行和發展，佛教在理念上從消極出世轉向積極入世，從“神鬼化”轉向“人間化”，以“契理”的原則，“契機”的方法，將佛法運用於世間，關注現實，利益社會人生，“探求佛法的真實而求所以適應，使佛法有利於人類，永為眾生作依怙”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黃夏年主編：《印順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黃夏年主編：《印順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頁 。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佛教在大陸得到恢復和發展，隨著國家宗教政策的改善，佛教呈現出新的“契機”：一方面，改革開放帶來意識形態的寬容，大眾的信仰訴求從壓抑回復到尊重，佛寺的香煙梵歌再度興起，加上社會轉型產生的諸多社會矛盾，更促進了信眾的增加；另一方面，順應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借宗教旅遊興起之機，佛教也積極參與社會經濟活動，道場數量不斷增加，道場的規模也不斷擴大。大陸佛教的這種契機發展態勢，正表現出佛教對世俗社會的適應，其發展的主流正是以人間佛教思想建立的倫理價值體系為導向，尋求與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和諧，並積極發揮穩定人心和服務社會的功能，進而實踐傳統佛教人間化、現代化的轉變。但這一轉變是複雜的。志於道者，願用時局的方便以弘法利生，以圖佛法的振興；逐於利者，借助佛法的影響以斂財，走向佛法的反面，讓佛教救度人間的方便，變成了個人或機構攫取私利的工具。太虛大師當年針對佛教重死輕生，重來世、輕現世而日趨衰微的局面提出佛教要全面革命的思想，印順大師則“想通過時地人的演化去理解佛法，抉示純正的佛法，而丟下不適於現代的古老方便”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華雨集（五）》，臺灣:正聞出版社民國82 年（1993年）版。。但是，當我們丟下“古老方便”，拾起“現代方便”時，我們當警惕 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華雨集（五）》，臺灣:正聞出版社民國82 年（1993年）版。 一、人間佛教思想的緣起和價值邏輯 “人間佛教”是印順大師對太虛大師“人生佛教”概念的修正和發展，“太虛大師說‘人生佛教’，是針對重鬼重死的中國佛教。我（印順）以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勢非常嚴重，也嚴重影響到中國佛教，所以我不說‘人生’而說‘人間’。希望中國佛教，能脫落神化，回到現實人間”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華雨集（五）》，臺灣:正聞出版社民國82 年（1993年）版，第19頁。。其實，“人生佛教”和“人間佛教”都是為佛教為自身發展的糾偏和利益社會現實的方便法門，在本質上一脈相承，只是“人間佛教”在對治時弊和佛教變革運動中具有更好的現實貼切性，對內容具有更完整的涵蓋。“人生”二字，是針對“重鬼重死”的弊害，在字面上傾向于對個體現實生命的關注，著眼於人生活的時間序列；而“人間”二字則有人生活時間序列（個體生命延續）和空間序列（作為社會生命的存在）的雙重含義，既有從“消極面死”到“積極人生”的個體關注，又有出“天上虛景”入“人間真相 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華雨集（五）》，臺灣:正聞出版社民國82 年（1993年）版，第19頁。 （一）救世使命——民族危亡之際的道德良心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因國力衰微，屢受外強欺淩。經濟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格局被打破，資源成為列強掠奪的獵物，領土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被列強瓜分，積貧積弱的經濟已使得民不聊生，無論是“學夷之長以制夷”，還是“學夷之長以自強”，經濟體制在激烈的變革中突破；在文化上，隨著鴉片戰爭破開封閉的國門，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就產生激烈的碰撞和交匯，新文化運動成為救亡圖存的民族革命運動；在政治上，傳統君主專制政體在內交外困中轟然崩潰，西方民主政治成為主流的政治主張。這個擁有燦爛文明的泱泱大國，在岌岌可危的局面中急切的尋求生機。革命，還是革命，成為時代的強音！ 在革命的洪流中，佛教也不能其外，這一時期，著名的愛國僧人有：釋月霞(1858-l917)，以佛法融會反清革命思想以化眾，甚至組織僧兵直接江浙光復；宗仰(1865-l921)，法名印楞，1920年，與蔡元培、蔣維喬、黃炎培等人組織發起中國教育會，以教育救危亡，並加入中國同盟會，是最早的一批同盟會會員；此外，還有華山、意周等僧人則直接參加過辛亥革命。近代，圓瑛(1878-1953)認為佛教應當“造福於社會國家”， 並開辦佛教孤兒院，收養和教育孤兒，實踐“菩薩大乘願”，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為社會謀利益。致力於現代佛教改革的太虛大師更是滿懷赤誠，在反清革命中，寫詩憑弔黃花岡烈士，遭到清兵搜捕；在抗日戰爭中，積極呼籲反對侵略（《為瀋陽事件告臺灣、朝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