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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背景下贫困村发展研究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7.13.076[HT9.] 　　摘要：贫困地区基层治理体制直接影响到贫困村的发展。我国贫困地区治理存在以下问题：功利化的治理动机、应对式的治理方式和维稳中心化的治理内容；这些问题造成了贫困地区集体经济发展滞后、家庭农业发展不足以及农村发展整体失衡；并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包括完善信息跟踪的用人机制、村民参与的考核机制以及以农业发展为导向的贫困村经济发展机制，来解决目前贫困村治理问题。 　　关键词：基层治理；困境；后果；治理改革 　　中图分类号： F320文献标志码： A[HK] 　　文章?号：1002-1302（2017）13-0295-04[HS）][HT9.SS] 　　收稿日期：2017-03-07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治安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重点课题（编号：SCZA15A05）；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编号：CR1629）。 　　作者简介：邝良锋（1973―），男，湖南郴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基本原理、农村政治经济学。E-mail：klf10@163.com。 　　[ZK）] 　　对于贫困地区的发展研究，目前学者们多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教育培训等方面进行研究[1]。虽然对农村直接提供支持的形式对帮助这些贫困地区的发展有一定作用，但实际上却可能加剧了这些地区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因为这些政策所关注的都是拥有一定土地、资金以及信息灵通的农民，很少关注边远山区的小农户或只有小块土地的农户[2]。因此，现有研究只限于将农村的发展战略目标寄托在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上，对资金获取及分配公平方面缺少足够重视[2]。皮埃尔?雅克等认为，农村发展的优先目标之一就是要加强地方的治理力量[2]。拉丁美洲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可靠的政治制度和值得信赖的政治领导是解决地区问题的前提[3]。可见，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不仅是从解决农村经济问题入手，更应该从基层治理层面提出有效的治理措施。本研究以湖南省某边远山区H村的调查资料为依据，探讨基层治理背景下贫困村发展问题，旨在为促进我国农村地区贫困村发展提供依据。 　　1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基层治理困境 　　本研究中的H村是湖南省南部山区的1个行政村，隶属于G镇，共有4个自然村，有邝姓、胡姓两大宗族，总人口 1 840人，其中邝姓只有541人，其余均为胡姓，全村人均年收入 7 500 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逊指出，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4]。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政府治理的不完善是非洲许多地区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3]。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认识得很深刻，很到位[4]。从每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到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农村的一系列扶贫等政策都清楚表明，中央对农村的治理已经越来越重视。但是，仅从中央层面重视还不够，因为农村政策的最终落实还需要基层治理者来积极推行，如果基层治理者推行不力，仍然将制约农村的发展。目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存在以下困境。 　　1.1“功利化”的治理动机 　　每个人都有自私性[5]，因此个体政治人都会追逐个体政治效用最大化；当然，个体要想取得成功，还需要接受制度价值。因此，成功的制度可以很好地塑造个体的政治行为，使得个体政治行为符合政治制度的要求。不成功的政治制度使得个体政治行为为了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而产生一些功能失常的行为，如搭便车和逃避社会责任。 　　从个体效用最大化来理解，基层治理者一般追求2种利益：一种是政治利益，即尽可能获得仕途的升迁；另一种就是追求经济利益，即尽可能谋求个体物质财富的最大化。政治个体在追求个体利益过程中也应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达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但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基层治理者在追求以上2种利益过程中抛弃了公共利益。如G镇为了追求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指标，引进了1家造纸企业，其后果是虽然造纸企业为该镇的GDP产值增加起到一定作用，但最终造成附近农田毁坏和环境污染。这种理性的个体行动就形成了集体的非理性。基层治理者在实施政治行为时为谋求个体的私利，违背公平的价值原则。这种现象最明显的是基层治理者在分配公共资源时偏离公平的公共价值，将利益的天平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群体。在G镇H村，笔者主要发现有2种非理性的经济行为：一种是在审批宅基地时违规收取利益，一种是将低保利益分配给不应该获得的村民。这种情况在村干部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在G镇F自然村，享受低保的对象全部是与村干部关系较好的村民，而这些村民并不符合享受低保的资格。由于激励制度的原因，使得地方政府本身成为独立经济理性人，地方基层干部成为自利的利益集团。在缺乏有效激励措施下，部分基层治理者变成了试图利用制度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