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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全球治理模式创新挑战以及出路 　　摘要：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全球治理重视针对具体治理议题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的这一新思维，是对传统理论视野的继承与超越。如果说冷战期间产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是全球治理1.0版，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民主治理理论是全球治理2.0版，那么辅之以大数据技术的全球治理便是全球治理3.0版。它为全球治理带来了三大转变：由事后治理向事先预警转变：由粗放式治理向精准化治理转变；由千篇一律式治理向量身定制式治理转变。尽管这种治理思维十分先进，但仍存在以下不足：数据安全面临风险；数据的跨国开放面临挑战；信息鸿沟势必在技术强国与技术弱国之间出现。未来国际社会需努力应对上述不足，以推动全球治理的日益完善。 　　关键词：大数据 全球治理3.0 创新 不足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3-0015-27 　　引言 　　二战结束后，尽管世界被化分为两大阵营，但是国际社会仍然继续努力探索解决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种族冲突、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诸多全球性问题被纷纷提上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议事日程，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随之大幅上升。国际社会解决国际公共问题的实践可以通过两种已有的全球治理理论加以解释：一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理论，另一种是突出市民社会作用的民主治理理论。但既有的全球治理模式均未能带来令人满意的治理绩效。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大数据技术得到重视，并被联合国和一些其它国际组织运用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本文将从理论层面对大数据技术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创新进行系统的总结。 　　一、继承与超越：从全球治理1.0到全球治理3.0 　　二战结束后，资本、商品、生产、劳务等各种要素的跨国流动推动了全球化发展，但是，由此衍生的跨国问题也频频产生。冷战后，很多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又对全球治理提出挑战，需要国际社会能够提供有效的国际公共产品。 　　（一）国家中心主义 　　现实主义认为，由霸权国家解决国际公共问题是开展全球治理的最佳途径。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霸权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之“稳定器”的作用。在他看来，霸权国家应为跌价出售的商品保持较为开放的市场。70年代，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吉尔平系统地提出了“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绝非世界政府或其他国际权威，而是霸权国家。 　　自由主义学派重视国际机制的作用，但依然承认国家在机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奥兰?扬（Oran R.Young）的“国际机制论”是这一视角的重要理论代表。他认为，全球治理就其本质而言是全球机制在发挥作用。国际机制包括政府间机制，也包括非政府间机制。诚然，起主要作用的机制仍然是政府间机制。“国际机制论”仍坚持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要作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观十分符合目前全球治理的现状。当今全球性事务的处理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主要还是依靠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主导的各种机制。 　　国家中心视野下的国际和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难以满足现实需求。霸权国家自身的实力变化使它们不可能长久存在。国际机制也可能遭遇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例如《京都议定书》在主要大国之间难以达成协议，主要是因为各国的国家利益无法协调。 　　（二）多主体的民主治理理论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行政管理改革浪潮，倡导新公共管理运动。出于对传统官僚科层制所主张的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管理模式的不满，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倡民主治理。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产生的治理理论也影响到全球治理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全球市民社会迎来其迅猛发展的时期，人们开始超越国界，从全球层面考量问题，从而出现了大量旨在争取全球正义、和平、共存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治理领域也形成了新的理论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提倡“没有政府的治理”的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提出的“两枝理论”（Bifurcated Theory）。他将政治分为国内政治和全球政治，认为无论在哪个层面，政府的权力都是有限的。个人、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等在这两个层面都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的观点是典型的“非国家中心治理观”，强调国家、政府间组织、市民社会等多元主体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应进行协商，合作治理。这种多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试图克服由“国家中心主义”导致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治理。 　　经过多年实践，尽管这些理论在实践中产生了一定成效，但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始终难以改变。大国在解决全球公共问题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主要作用，如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商讨解决此类问题的主体仍然是世界主要大国。 　　上述两种理论视野除存在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