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合与依托群众路线在法治中国进程中价值考量.docVIP

契合与依托群众路线在法治中国进程中价值考量 　　摘要：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建构首先要立足本土性，需对主流社会群体做出回应和关切。群众路线内在地蕴含了现代法治理念，并高度契合了我国本土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它对法治实现“最后一公里”的对接，保障法治常态化运行，及时纠偏法治异象具有现实依托性。在当下的法治进程中务必正视并着力解决法的认知偏差及法律适用的偏离问题，为法治中国的顺畅推进提供基础性保证。 　　关键词：法治中国；群众路线；本土性；依托；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9-0027-04 　　法治在当下的中国不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出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这是我们党首次以法治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因此可以说是中国国家治理史的一次重要转折，意味着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将出现深刻变革。 　　法治作为人类社会文明演变进程中的理性抉择，表面而言显现着技术理性，但其内在富含深刻的人文意蕴，承载着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文明、秩序、正义等诸多社会价值理念，所以就法治而言并不仅仅是纯粹就法谈法的问题，同时也是除受制于经济因素以外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的问题。立足国情的基点考察本土法治化的路径和方法，是我们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循迹群众路线的历史脉络和现实生命力，它显现着适合中国人文土壤的强大延展性，理应在法治中国进程中发挥其方法论和路径观的主导作用。 　　一、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审视 　　1法治是应然的愿景落脚于现实国情下的实然，推进的路径和方法要合乎本土性。“法治中国”提法中的“中国”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修饰语。它超越了以往“法治国家”的笼统性与抽象性，将“法治”要求与“中国”这个具体的具有主权特征的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概念结合了起来，使得“法治”更具有了明确的指向性。 　　就一国的“法治”状态而言，有几个考量基点：其一，存在并形成了适合特定社会所需并符合时代精神和要求的制度规则体系；其二，该社会的主流民众认同和接受它，并自愿置于其规制之中；其三，人们对规则体系的感受是引导和被引导，而非桎梏和约束。显然，无论如何法治的建构都不能背离特定的社会及其下所生活的“人”之因素，否则所谓的法治王国只能陷入条法主义的危险之中，势必极大地增大大众漠视甚至背叛法律的理由，[1]最终还可能出现有法存在的社会乱象，西方学者罗伯特?埃里克森曾惊呼“法律越来越多，但秩序越来越少”。[2] 　　法治的实质绝非仅是理论上欲然和应然的问题，最重要的在于它要作为民众生活中的一种可具感知性的氛围且具实效的力量而存在，可以说一个国家、一个地域以及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创造了它的法治状态以及相依附的自身法治文化。著名法学家霍姆斯曾经说过：任何时代的法律，只要其运作，其实际内容就几乎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当时人们理解的便利；但是其形式和布局，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所欲求的结果，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传统。[3]就历史渊源而言法治产生于城市文明，是西方长期市民社会的历史运动产物，而中国东方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则是塑造出了厚重的乡土社会人文土壤。尽管我们的改革开放已几十年，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城乡经济差距有了显著改观，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下的中国仍然还是乡土社会占据主流，市民社会的涌现尚处雏形，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架构还将在相当时期内使城乡处于不统一的法治状态，历史延续至今的缺乏深厚法治文明积累的弊端格外凸显，老百姓没有看到法治的好处，法治的理念无法渗透进人们的现实生活，法治仿佛就是昆德拉所言的“生活在别处的东西”。 　　当然这丝毫不能据以推断法治的中国化是个悖论，只是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法治之于中国，不单纯的只是一种制度变革与重构，而且也是一场有涉于文化、观念的革命，摆在法治中国的秩序构建者面前的，一种是经由“城市生活”而来的外来型法治，一种则是立足于以“乡土生活”为主要积淀所成的内发型礼治，尤其是在当下市场经济的架构下， 现代法治秩序尚未建成，而乡村之野却出现了秩序失范、文明退化的危机之时，如何梳理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一道难题。如此看来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成败得失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适合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中的法治人文土壤的生成。我们必须倾注于中国本土的现实关怀，以群众路线作为一种探寻法治中国化的路径，力图将法治这一舶来品切实地植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那么法治中国的愿景就是值得我们憧憬和期盼的。 　　2法治中国的进程是处于二元城乡结构混同转型期的实践，仍需对主流乡土社会做出回应和关切。市民社会是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它较之于乡土社会而言，体现着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