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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背后思考 　　“非典”引出的典型服务 　　广东省档案局开展专题的档案资政信息服务工作始于2003年。那年年初，一种后来被正式命名为“非典”的疫情由广东肇始。由于事发突然，全省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笼罩在极度滑稽与恐惧交织的氛围之中。就在戴口罩、熏醋消毒、板蓝根疗法风行的时候，省档案局编研部的同志们脑中也升腾起无数疑问：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疫病?历史上出现过吗?如果有类似的疫情，当时又是怎么应对的?老实讲，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以及类似血吸虫病的大疫极少出现，人们对此类公共安全事件大多已经淡忘，对可能出现的严重疫情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在当时，别说普通民众，就是政府部门、卫生机构乃至医务工作者也深陷忙乱之中。 　　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能从档案中找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较大疫病及其防治的案例，及时提供给决策部门并向公众宣传，一定能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编研部的这一想法得到了领导的及时肯定，在当年2月底即?织人员对馆藏进行摸查，迅速找到1879年至1932年约半个世纪时间内广东境内(含海南省)大小10次疫情的相关情况，并以《档案信息摘报》的形式及时上报给省抗非指挥部。在省档案局《关于报送0879-1932年广东疫情档案摘要的函》中，有这样一段话，简要说明了编辑该期档案摘要的理由： 　　广东境内在1879-1932年间出现过10次大小疫情，尽管每次疫情出现的原因、病症不完全相同，但在发病及流行的时间上都有相同的特征，那就是始于冬春，流行于春夏，而且都具有传染迅速、患者起病急、死亡快、死亡率高等特点；另外，由于当时医疗设施及科技水平的限制，加上当局者措施的不力，致使疫情出现后谣言四起、人心惶恐、迷信成风，甚至出现疫情反复。通过这些记载，可为我们当下科学认识与防治“非典”提供借鉴。 　　抗非指挥部收到这期档案信息摘报后，对省档案局的这一做法交口称赞，认为这是“及时雨”，让他们对“打赢‘抗非’这场硬仗心里有了底”。 　　面对鼓励，编研部的同志再接再厉，继续围绕该主题进行挖掘，推出了反映1894年粤港两地面对相同疫情采取不同措施从而导致不同结果的第二期《档案信息摘报》。189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发生的疫情，档案文献记载始于该年1月11日，止于同年7月25日。此次疫情同样具有发病快、死亡快的特点，但由于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技术、社会管理水平不同导致的应对措施的差异，广东境内(珠江三角洲地区)死亡人数超过30000，香港地区则不足200。遭遇相同的疫情而结果反差如此之大，档案记载给出了详细的答案：香港地区在鸦片战争中被割让后，处于由资本主义发展上升期的英国统治之下，社会管理水平、文明程度均高于内地，港英当局于1894年5月11日批准施行了专门应对疫情的《香港治疫章程》，规定了应对疫情的各种有效措施，比如讲卫生勤洗手、消毒、对病人施行隔离、焚烧疫病致死人员接触物等。耐人寻味的是在《香港治疫章程》中，已经频繁出现“隔离”“疑似病例”等词语，与百年后现实中应对“非典”的一些说法完全一致。该期摘报上报到省抗非指挥部后，指挥部立即将这些内容转印给省有关领导及医疗卫生部门，他们认为通过这一期的内容，进一步认识到了疫病流行的周期性以及及时采取措施开展科学防治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整个抗击“非典”工作中，省档案馆又连续编辑了3期《档案信息摘报》，受到了抗非指挥部的高度赞扬。 　　正是以编辑抗非档案信息摘报为契机，广东省档案局在整个“抗非”斗争工作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全国颁布了首个省级抗击非典档案材料收集行政规章，将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张积慧在“非典”临时病区的日记手稿原件全部征集进了省档案馆(该手稿曾被国家博物馆定为一级文物列入收集计划)，完整收集了广东省抗击非典英模的档案(含部分实物)，并成功举办抗非英模档案展。2003年，偶然突发的“非典”开启了广东档案部门提供档案信息服务中心工作及重大事件处理的闸门，为档案部门服务领导决策工作常规化、制度化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从“摘报”到“参考”的华丽转身 　　有了服务“抗非”工作的成功经验，广东省档案局立即?织人员对此进行了总结，对进一步开展档案信息服务中心工作并使之常规化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有大量丰富的档案资源作基础，有潜在多样的社会利用作需求，由省档案局(馆)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及社会的现实需要，定期编辑档案资政信息，供有关党政领导及工作部门处理有关问题、进行相应决策之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需的。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对档案服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档案工作肩负的历史责任内涵的新体现。局党?最终作出决定，2004年始将编辑档案资政信息列为省档案局(馆)的常规工作之一，具体由编研部实施，材料的名称也由《档案信息摘报》变为《档案资政参考》。 　　要将《档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