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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夫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实践家 郝维民 内蒙古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开展民族工作的地区，内蒙古自治区也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和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乌兰夫自参加革命以来始终参与探索，坚持进行实践，成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实践家。 一、中国共产党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探索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始，毛泽东早在1920年12月1日提出：“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1]1922年7月中共二大即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2]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1925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蒙古问题议决案》，指出：“我们的党应当使蒙古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全中国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3]之后，中共中央多次作出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指示、决定，特别是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庄严宣布：内蒙古6盟24部49旗、察哈尔和土默特2部、宁夏3特别旗之全域，不论设县与否，一律归还内蒙古人民；内蒙古人民只有“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的一切权利。”“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4]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自决的原则下，为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进行了探索。乌兰夫在这一过程中，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工作纲领、政策，在实践中研究、认识内蒙古民族问题，思考内蒙古民族解放的途径。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汉、蒙、回、藏、苗、夷、瑶、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的民族工作总方针，并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等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的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等4项政策。[5]显然，各民族共同抗日，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这是党解决民族问题方针的转变与确定。1940年7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方针，细化了民族政策，指出：“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它直接受日寇统治、压迫、侵略，并且它居住于中日战争极关重要之战略地带，是中国抗战必须争取的力量，所以蒙古民族在抗战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蒙古民族站在中国抗战方面？还是站在日寇方面？这就是现在蒙古民族问题的中心，同时也就是抗战中的严重问题之一。”[6] 1945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重申同意孙中山1924年提出的国内民族问题的政策，提出帮助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成立少数民族的军队，尊重少数民族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7]从而形成了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构想。 乌兰夫在长期调查研究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基础上，在延安认真学习、研究、领会中央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结合内蒙古的实际，思考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途径。乌兰夫参加了中共七大，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他是中共中央第七届委员会唯一的少数民族委员；抗战胜利前夕被任命为绥蒙政府主席。他已经肩负起了领导内蒙古革命，在内蒙古领导实践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方针的重任。 二、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 1945年8月初，乌兰夫带领一批蒙汉族干部从延安到达偏关，主持绥蒙政府工作，准备全面反攻，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绥蒙；以绥蒙为中心全面开展内蒙古的革命工作，特别是蒙古民族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抢占了绥蒙大部分地区，而且要建立热（河）、察（哈尔）、绥（远）防共隔绝地带，内蒙古革命面临极其严峻的形势。8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针锋相对，发出《力争绥、察、热全境》的指示；9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内蒙古成为国共争夺的重要战略地带。 日本投降后，在内蒙古解放区兴起了各种形式的民族运动。当时，在内蒙古东部以王爷庙为中心，掀起了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核心的东蒙古自治运动；在西部苏尼特右旗成立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呼伦贝尔也成立了地方自治政府。这时的蒙古民族运动是在蒙古民族解放的口号下，以“独立自治”为内容，提出了“内外蒙合并”的主张，而且分别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联系，一方面寻求援助，同时探讨“内外蒙合并”问题。这些民族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既有热心民族解放事业的革命者和有识之士，更有一批热爱蒙古民族的热血青年，也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