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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激进语文改革论策略性意义 　　摘 要：鲁迅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喜欢折中调和，“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孙绍振提出的“语文高考只考一篇作文”等激进改革主张客观上起到一种类似的斗争策略作用，“屋顶”虽然没有被“拆掉”，但总算开了一扇“窗”――近年来，数省的语文高考作文分值有所上升，全国性统一的高考体制彻底废除，其它弊端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取得了局部的胜利。 　　关键词：孙绍振 语文改革论 激进 斗争策略 　　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1]鲁迅这句话说的是中国人的国民性，认为中国人做事喜欢折中调和。鲁迅以五四时期的白话文的通行、文学革命的胜利来说明这个道理。在五四初期，当陈独秀、胡适发起“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时，遭到复古派的激烈反对，但后来白话文终于风行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鲁迅认为：“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2]在鲁迅看来，提出废止汉字的钱玄同就等于上文中“主张拆掉屋顶”的那个人，偏激的主张遭到大家反对，调和折中的结果就是稍为温和的“提倡白话文”，“屋顶”虽然没有被“拆掉”，但总算开了一扇“窗”，也算是取得一个局部的胜利。 　　鲁迅先生的这些句话其实可以应验到百年后的中学语文“改革者”孙绍振的身上。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孙绍振，近年来开始关注中学语文教学。他犀利批判中学语文教学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为中学语文教育中存在的危机忧心如焚，寝食难安，并为促进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而奔走呼告，用心良苦。首先，孙绍振认为中学语文教育中存在的最大弊端乃是语文高考。语文高考受到美国标准化模式托福考试的严重毒害，把问题简化到只剩下ABCD四个选项，或以学生为敌，把简单的问题模糊化、复杂化，设置似是而非的干扰项去刁难学生，故意把试题弄得诡谲难猜，怪题、刁题、偏题遍布试卷，“一律以托福为准绳，连中国古典诗歌的经典文本也敢拿来做标准化试题，其结果是伪问题和荒谬的标准答案层出不穷。”[3]高考试卷同时是一根指挥棒，“考试的猜谜性质迅速渗透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这样，堂而皇之的语文课就充满了一本正经的钻牛角尖，充满了伤天害理的文字游戏。在等而下之的各种东施效颦的习题集的洪水冲击下，语文教学就逐渐变成了应付恶作剧的黑色幽默。这不但贻误了青年，同时使教师的头脑僵化、智力退化。”[4]而把作文分值降到40%（60分），也是直接受到美国托福模式贻害的结果。托福模式因为以标准化客观题型为主，所以把作文分基本取消。作文通常被视为一个学生综合素质和语文能力的体现，“把作文固定为区区60分，高素质和低素质学生之间的差距甚小……。而真正素质的提高，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立竿见影。把一个低素质的学生作文水平提高到高素质的水准，成功率是很小的，付出的劳动却是巨大的。而作标准化的题型的练习，用排除法，根据上下文去揣摸命题者意图，掌握拿分的技巧却是见效很快的。”[5]总体来说，这种类型的考试，不利于有效检验学生的语文水平和综合素质，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想象力和审美的多元价值观，更不利于中学语文课程素质教育的顺利展开。其次，它不利于人才选拔，“考卷是规格统一的，而人才是不拘一格的，从根本上说，二者是不相容的”[6]，“人才的可贵在于创造，而创造就是意味着对于规格的突破”[7]。第三，孙绍振认为中学语文教学的指导思想和教学理念也不无偏颇之处。他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国中学语文教学的指导思想过分强调语言的“工具性”，而忽略其“人文性”。而在语文教学理念上，中国的教师受到三种观念的蒙蔽，即“陈腐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狭隘的社会功利论”和“离开文本主体的绝对的读者主体论”，从而“造成文本阅读的无效与低效”。[8] 　　由于存在以上这些弊端，孙绍振认为既然中学语文考试方式和教学理念已经走进死胡同，改革是势在必然，如箭在弦，不得不发，这关系到中国基础教育的成败，关系到祖国下一代的希望和未来。孙绍振面临的情境类似于近百年前的五四文学革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驱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因为与广大底层民众隔绝的文言文和作为传统道德工具的旧文学，已经严重地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在以“民主”和“科学”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影响下，在追求现代化的民族诉求下，以提倡白话文和新